中国的国殇日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公共政策编辑高嵩
  
  
中国的此次国难，不仅可成为整合民心、提升凝聚力的转折点，亦可为中国转型期社会治理改革带来新的路子。

昨天为总数可能突破50000的死难平民举行的举国默哀让中国的民心站到了一起。中国国旗，自建国以来第一次为逝去的平民——而不是伟人——降落。

悲情不仅弥漫在北京的深宅大院，也弥漫在上海的街头。这是继救灾快速反应和信息开放之后，中国国务院公布的又一个受到广泛认可的措施：在灾害发生的第7天起，在全国范围哀悼三日。国丧期间，奥运火炬暂停传递。

与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有组织的集体肃立相比，那些在街上因突然听到巨大的喇叭声而骤然停住的脚步，更能看出这次祭祀的意味不同：他们自发止步，沉默低头，街道就像定格的画面，不同制式的汽车停在路中，持续的喇叭声盖住一切。

在北京，一家从事公益项目管理的国际机构，没有“上级”组织，办公室文员们自发下楼，站在前厅，打开电视，默哀。

这种表达方式，对中国人来说，或是新的体验。此次灾难，不仅让在救灾表现出色的中国行政系统和军队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尊重，也让中国的上层精英集团看到了民心凝聚的正面效应。

自久远皇朝开始，效忠权力而不是国家的传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这个东方国家的古老特色。“国家认同”的培养在面临日益复杂的现代政治、经济、文化挑战的今天，或会成为跨越意识形态、组织归属及多元利益纠葛的凝聚桥梁。“9.11”现场那些蒙满灰尘、拥抱在一起的身影，同样可以叠加在今天地震灾难中的中国现实场景之后——来自地震的鲜血与苦难，带给中国人心灵的冲击，在这个不平静的2008年，具有不同的意义。

李连杰率领他的的壹基金慈善团队运送救灾物资到现场，并动手在现场搭建帐篷学校。中国行政体系的惊人动员能力在此次救灾行动中再次获得证明，而同样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中国民间的自我动员能力也正在显著提升：数量庞大的志愿者、NPO组织从各个方向，汇聚灾区。透过民间渠道动员的救济资金和物资也已达不容小视的比例。

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参与，或是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转换现实，更是填补既往行政系统一家独大的政府主导型制度下出现的服务空白、应对不足的必由之路。中国共产党在去年举行的“十七大”公布的治国方略中首次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建设”、“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等概念。

而此次汶川地震危机中暴露的社会问题，亦在由救灾的攻坚转向疗伤、清理的过程中渐渐明显，比如有关校舍质量的广泛质疑。昨天，有记者在什邡县红白镇小学倒塌的教学楼前，随意砸开几块废墟上的水泥预制板。在相机和摄像镜头的见证下，他们看到，有的预制板的断面上，看不到钢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