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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商品经济的产物。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使城市文化最早在西方诞生。城市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保持同步。随着现代经济的崛起，蒸汽机时代的城市开始剧烈的变迁。这就开始了席卷欧美的城市更新运动。

自美国国会1949年颁布住房法之后的20年内，美国联邦政府在1100座城市推动了2800项城市更新工程，联邦拨款100亿美元，总计20万英亩的改造用地中，贫民窟占8万英亩。美国联邦政府试图以推土机暴政清拆贫民窟，从而根治城市的贫困。
事与愿违，被连根拔起的贫民窟的居民在城市其他地方继续聚合，形成新的贫民窟。不断的拆迁和驱逐使城市贫民远离城市中心，进一步拉大了他们与城市和社会主流的距离，形成对立、对抗和种族隔离，最终酿成层出不穷的社会冲突。1960年代中后期，因为城市更新运动的歧视政策引发的大规模骚乱席卷美国各个城市。经过尼克松和里根的努力，这场城市更新运动黯然收场。
2000年前后的几次巴黎骚乱，实际也是数十年前法国城市更新运动的延后爆发。
因为二战对城市的破坏，欧洲各国也在战后开始大规模的城市更新运动。不过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社区建筑”运动避免了美国式的悲剧。社区建筑运动主张市民参与，维护社区邻里文化传统。“为了所有白人和黑人的家”，专业建筑师、民间组织和政府三方协调，使各个阶层的市民利益都得到尊重和保护。

在美国城市更新运动的最高潮时，简•雅各布斯出版了著名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不是以一个政客或建筑师的姿态，而是以一位母亲的目光，走街串巷，打量街道的安全，考量人们的生活舒适度，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的权利保障。
雅各布斯以一个市民的姿态，尖锐抨击政客和建筑师眼里的“花园城市”和“城市美化”运动，她将这种非人性的城市规划斥之为理想主义的“伪科学”。这种城市规划思想忽略城市多样性混合并存的实际需求，按照不同功能对城市进行秩序井然的分区，它们之间除了靠快速道路彼此连接之外互相孤立，建造大面积的绿地花园林荫道，仅仅只是为了视觉美观满足，而从不考虑人们的实际使用。
这种规划试图建造一个私家车横行、路人毫无安全感的城市，它认为步行街道是浪费空间，并对贫民窟深恶痛绝。它试图通过发展郊区来缓解市中心的人口压力，并置换土地，把穷人都赶走，实现对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隔离。雅各布斯把这种城市规划斥为对城市的洗劫，它抽空了城市的精华，损伤了城市的元气，必然导致“城市之死”。
雅各布斯以她勇敢的说服力和穿透力，最终终结了美国城市更新运动的乌托邦之梦，挽救了权力和暴力阴影下的“城市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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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不仅是人类的物质积累，也是人类的精神传承。城市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历史载体。城市不仅仅是钢筋水泥的建构，也是一个有血有肉有社会生态的有机体，它同样也有生老病死的生命周期，只不过时间更漫长，过程更复杂，远远超出了一个人短暂一生的视野。城市不仅仅是一个布满街道和建筑的物理空间，它还集合着世代繁衍的生命和由此衍生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基因。

中国是农业传统国家，城市文化的历史极其短暂。19世纪末，随着西方商品经济的强行进入，以租界形式出现了中国现代城市的雏形。在此之前，中国所谓的城市基本是“政治城市”。1949之后，中国在政治城市的基础上大兴工业，许多原有的城市文化基础几乎被毁灭殆尽，如城墙、古建筑等。
20多年前中国“回到”地球村，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开始在中国如雨后春笋般诞生、发展。商品经济的前提是规则和自由，城市使人类走向独立和平等。在英文中，市民和公民是同一个词CITIZEN；CITY（城市）和CITIZEN（市民、公民）也是同一个词根。
中国与西方的城市发展历程完全不同，因为中国是在西方已经进入现代城市阶段时，才开始城市启蒙的。从农业（政治）城市到现代商品城市这种“跨越式发展”，势必产生许多粗制滥造的城市。
从一个农民聚居的村庄到一个市民聚居的城市，这种需要数百年的转变在中国往往被压缩到数十年。甚至许多城市连名字也来源于村庄，如石家庄、深圳等。在这种急就的城市，一些村庄如琥珀般被原封不动地封存其中，形成独特的都市村庄。从深圳的黄贝岭、广州的石牌村到郑州的关虎屯，尽管身处城市的核心，但他们仍是农业时代的村庄建制，当然他们已经无地可种，村民并不是农民。
因为中国土地不存在私有制，所以中国不可能形成世界城市普遍存在的贫民窟。在中国城市，随意搭建是非法的，甚至露宿街头也为法律不容。都市村庄的“农民”在疾速的城市化浪潮中失去耕地，从而“失业”。借助天然的地理位置，这些农民几乎都转向出租自己的住房维生。
因为土地自有，仅需建筑成本的农民自建房相对商品房价格极低，所以低廉的房租吸引来大批社会底层的农民工和打工仔。都市村庄事实上形成“中国特色”的贫民窟。和世界所有的政府一样，贫民窟都被认为是罪恶的渊薮。“脏乱差”和“安全隐患”的都市村庄，也一直是中国各地政府为缓解安全焦虑感而频繁执法扫荡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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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经济的发展需要大批廉价的自由劳动力，农村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自然来到城市就业。经济发展推动城市发展。中国城市为了获得更大的发展收益，想尽办法摆脱其保障“负担”。城市只要劳动者的劳动，而不要劳动者的生老病死，甚至连劳动者本人都不想要。更早一些时候，甚至通过暂住证制度进一步搜刮、伤害这些底层的劳动者。一个农民工背井离乡，把青春献给城市，把生老病死带回农村留给自己。都市村庄给了这些穷人一点暂时遮风避雨的屋檐，但也给城市的脸面带来“威胁”，穷人成为权力和财富眼中的“人类废品”。

“人类废品（HUMAN WASTE）”出自齐格蒙特•鲍曼的《废弃的生命》：人类废品的产生，既是现代化不可避免的产物，同时也是现代性不可分离的伴侣。它是秩序建构和经济进步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副产品。在秩序建构中，每一种秩序都会使现存人口的某些部分成为不合适的、不合格的或者不被人们需要的。同样，经济进步必须要贬低一些曾经有效的生存方式。因此，也一定会剥夺依靠这些方式生存的人的谋生手段。
政府对贫民窟的清理动力在于：花很低的成本赶走那些“人类废品”，将清空的土地高价卖给开发商，既增加财政收入，又美化了城市环境，这就是“政绩”。

政府对贫民窟的清理运动是城市更新运动的典型表现。这种政客和规划建筑师合谋的暴力拆迁一直被民间斥为“推土机暴政”。
1997年，台北市政府强拆移民自己在废弃坟地搭建的康乐里，强拆导致的老兵自杀事件引发了民间的“反对市府推土机”运动。当时的台北市长陈水扁贬斥康乐里：“以台北之富庶，这里可说是都市之瘤、市民之耻，几千人睡在坟墓上，令人无法想象。而一旁却是国际级的晶华饭店。每想起国际巨星迈克杰克逊住在晶华楼上，从窗户一看，就看到台北市竟有这种贫民窟，常觉得无地自容。”这种“老人不搬也会死”的长官论调在潜意识中就视弱势群体为“人类废品”。抗议者在警察支持的推土机声中，只能留下一曲悲歌：“斩断记忆的桥梁，台北是谁的家乡？财团的太阳，穷人的坟场！”
2006年，香港政府清拆香港市民传统集会的天星码头，引发持续大半年的“天星皇后码头保育运动”。这场运动由民间青年知识分子发起组织，将矛头指向利益至上的财团和不顾民生的权贵政府。这场姿态大于结果的反对推土机暴政运动显示了极大的社会公益性。有力地传播了城市不仅是物理空间，也是多元文化的鲜活生命之概念。
去年，重庆所发生的“史上最牛的钉子户”借助互联网，使中国的反推土机运动第一次暴露在国人和世界面前。这次略显孤单的反拆迁事件其更大意义在于，民意终于冲破了官方和媚体的底线，“拆迁事件不可见报”的官方命令开始瓦解。虽然吴萍杨武夫妇这对孤单英雄只是一起构不成运动的个案，但也足以唤醒人们对拆迁合法性的质疑，和对行政司法权威的重新审视。

[ 本帖最后由 零度诱惑 于 2008-5-5 21: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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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正在步半个世纪前美国的覆辙：宽阔如足球场的马路和呼啸而过的汽车使人望路兴叹；富人区和穷人区的分界越来越明显；花团锦簇的人造新城区里找不到一家面馆和小摊贩；城市越来越不像人住的地方；人在城市面前越来越渺小、越来越配不上城市……
以北京的四合院和大栅栏拆迁为标志，中国城市更新运动以一场推土机运动为发端，对原始社区进行了彻底的摧毁，把多年形成的传统邻里关系离散到城市边缘，彻底切断和瓦解了人与人之间正常的精神纽带和家庭伦理。
因为政府对民间组织的压制和不信任，民间始终难以形成足以与政府和发展商博弈谈判的基础。一个“史上最牛的钉子户”那幅“孤岛”图像给我们更深刻的印象是，被拆迁者在权力和法律面前，依然是那么无助、孤单和悲情，即使挥舞着国旗，那也绝对算不上胜利的旗帜。

回顾当下中国的城市更新运动，房地产作为政府的小金库重点来源，发展商扮演着急先锋角色。推土机运动正如日中天方兴未艾。因为“中国特色”，不受民间杯葛的官方主导色彩更重，任期制导致的反复改写的短期规划更加严重。城市更新的长官意志情绪也最为浓厚。
侯宝林有一段相声，说一个病人总被粗心的医生反复“开膛”，这个病人就建议医生在他肚皮上装上拉链。回看眼下许多城市，因为注重表面文章而轻视基础配套工程，导致反复被掘开的城市道路，“拉链门”还会在中国发扬光大的。

去年的深圳香港城市与建筑双城双年展上，马运清提出：农业的秩序是理性生活的最高境界，农业的理想建立在未来对现在的删除上。城市应当向农业学习，允许建筑试错和擦改，如果建筑不好，像割麦茬一样再把建筑割掉重来。按他的说法，规划和建筑是城市的唯一价值所在，城市是做规划的长官和做设计的建筑师的，与居住其中的市民无关。
这种建筑乌托邦思想把城市当成白板和试验田，根据自己的喜恶随意刷改设计，根本不顾城市使用者——市民的感受和死活。这种纯政绩和建筑创意的思路不仅不能延长城市的生命，还可能成为城市的真正杀手。
城市是否健康、过期、美好和舒适，本来应当由城市使用者——市民来证明，但中国当下只有政府才有发言权。马运清激动地礼赞：“可擦改的规划才是真正的规划。而西方国家的土地私有已经把这种理想完全抹杀了。但中国仍有可能，中国是规划理论和程序刷新的真正环境。因为土地是公有的。”
作为建筑师，马运清不学习农民村落的居住文化，倒照搬割麦子的农业生产，真是匪夷所思。但中国目前完全秉承长官意志的城市规划模式倒是马运清们的贩卖“麦茬”理想的乐土。这种麦茬理想要比拉链理想牛皮得多，今天割明天种后天又割，城市将成为推土机的运动场。那时马运清们该忙得吐血了。
说到底，城市更新运动是“死店活人开”还是“活店死人开”的事。根源不在城市而在人，是城市管理者说了算还是城市使用者说了算。人的话语权决定了城市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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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之所以是中国最发达的城市，与聚居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有很大关系。2005年，深圳居住人口超过1000万，其中“外来人口”（非深圳户口）占一多半。这些外来人口将贡献留给城市，将保障的负担带回家留给自己。因此算起人均（按深圳户口计算）经济产值，深圳远远超过京沪穗，绝对中国第一，这是因为外来人口比例它是中国第一。
在廉租房推进缓慢的情况下，深圳对城中村改造一直比较慎重和克制。城中村给外来人口提供了政府该做却没做的廉租房。

从2006年西关虎屯改造开始，郑州拉开了城中村大规模改造的帷幕。2008年改造的步伐进一步加快。60多个城中村已经通过政府审批，进入招拍挂环节。郑州市政府计划在3年内基本完成中心城区共计143个城中村的改造。在政府规划中，这143个城中村占地10万余亩，涉及郑州户口居民30万。今明两年，城中村改造项目所产生的商品房开发量将达到1000万平方米。城中村改造导致的商品房供应量急剧放大，将无疑对目前有价无市的楼市构成严峻的压力。
与参加城中村改造的发展商谨慎疑虑相反，政府对城中村改造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出卖土地及其税费获利不菲；改造可“美化城市”，增添政绩；楼市放量打压房价。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政府基本保障了城中村“村民”的原始利益：“村民”的安置住房先期建设，并优先保证安置房的资金。政府要求，总价款3亿以下的土地，发展商60天内一次付清地款。在村民安置房移交前，政府对发展商资金进行监管。

一般城中村的村民自建房多为5~6层，房主之外，一般还有50户左右的租房客。一个城中村一般为40~50户，2000多人，但居住在城中村的“外来人口”则是村民的10倍以上。政府为143个城中村的30万村民提供了安置住房后，用推土机将原村庄夷为平地，最后再建成富人“领袖豪宅”、“贵族领地”。
我无法得知栖身在城中村的300多万“外来人口”将来如何安身。因为他们作为“外（来）人”，在“人家这里”没有他们哪怕一丁点的发言权，他们是可怜的沉默的大多数。以他们每月30天每天12小时工作换来的那点微薄收入，大概只能租得起阴暗逼仄的城中村，估计很难租得起贵出几倍的“单身公寓”和豪宅，更不可能买得起天价的商品房。经济适用房只对郑州户口销售，且需要关系。廉租房全市仅100多套，尚在规划中，将来也只针对郑州户口租赁。

郑州是和深圳很相似的城市，1956年被列为河南省会后才像个城市。近20年，依靠人口的自由流动，使郑州成为中国人口最多省份的人口最多城市。官方统计的外来人口占到城市所有人口的1/3，但社会普遍认为外来人口占到一半以上。
外来人口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北区和东区是外来人口的聚居地，那里也是城市的最繁华所在。随着这场翻天覆地的消灭城中村运动的推进，在廉租房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可以预见，这个城市将发生很大的剧变。
在这场剧变中，贫穷的外来人口要么消失，离开城市，要么被驱赶到更远的三环外，把城市留给富人和城市人；房价冷暖难测，楼市有可能提前崩盘，摩肩接踵充满市井味的城中村将可能变成狼藉漆黑的烂尾楼……
到那时，政府猛赚的土地款“横财”要不要吐出来、廉租房建设要不要增加并取消户口壁垒、房地产交易税要不要降低、商品房房屋租金要不要进行政府补贴……等等这些问题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50年前，北京政府为修马路摧毁了永定门（还有西直门东直门等）。50年后，北京政府又花纳税人的大把银子在原地建了一座一模一样的永定门。但真正的永定门其实早已在50年前消失了。
今天我扇你一巴掌，然后哪天我再赔你扇我一巴掌，这不是找回正义，而是我俩都挨了一巴掌。
（本文参考了欧宁先生的《城市更新及其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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