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翼

2008年3月5日，在京出席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人大代表、“皇帝作家”二月河，于会议空隙，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与目前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不匹配的是文化原创力严重不足。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的源泉，但目前文化原创力不足是很多学者和作家引以为患的事。“如果给作家免税，不向作家征收个人所得税，能够刺激作家的原创力。”

二月河提出的“作家免税论”，引起了普遍关注和广泛争议。有人以公平为由，提出反对意见；也有人表示质疑：利益有效驱动生产的商业逻辑是否适用于文学领域。

就在“免税论”发表的第二天，出席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的女作家范小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要提高纯文学类刊物的稿酬，以鼓励青年作者投身创作。与二月河被炮轰的情景相较，社会对此表现得相当平静。

利益诉求与人文关怀

二月河说，作家不多，即使作协有一些会员，但真正在前线进行创作的作家也为数不多，整体税费不高，给他们免税，不会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大的负面意义。并表示希望能在合适的场合和其他代表交流意见，争取到他们的认同，再写成提案。

除此之外，二月河还认为，对于一些纯文学的出版社要实行低税制。以他自己为例，市面上，二月河著作集豪华精装版一套要五百多元，如果外包装有个盒子是七百多元，软精装也要三百多元。他说：“你想想看，我的一些读者，譬如低保户、城市贫民、中学生根本买不起。读者想读你的书又买不起，这对一个作家来说，是很难受的事。”他认为如果国家能够网开一面，对作家和出版社免税或低税，书价就会自然下降，屡禁不止的盗版事业就变得微利高风险，他们有可能“从良”，又会促进文化生态的良性循环。

免税只有在自身收入比较高的情况下，才会对作家构成足够的**。而那些还在温饱线上挣扎、还在为出版作品苦恼的作家，估计暂时还没有想到这么高水准的问题。二月河之所以提出了这个观点，显然与他自身遭遇密不可分。

以二月河为例，２００６年底喧嚣一时的作家富豪行榜上，二月河仅次于余秋雨，居第二位，姑且不论这个排行榜是否权威可行，但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作家的畅销程度，如果按照版税制度来计，相信二月河确实身家不菲，媒体将他与海岩、王朔、叶永烈并称为国内文坛四大金刚。

高收入，必然会带来高税收，二月河提出“免税能够刺激作家的原创力”，相信确实是他发自内心的极其真诚的呼吁与诉求。如果一旦真正实施，以他为代表的畅销作家群体无疑是最大的受惠者，在高收入的基础上又免了税，对于激发他们的创作欲望绝对是一剂强心针。

当然我们也必须承认，免税确实也能为一些不那么畅销的作家，带来一点好处，但这些好处并不见得他们最需要的。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由低到高，不断上升，逐级满足。而目前中国的普通作家最需要的显然不是免税，而是提高收入，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能需求升级，想到要去争取更大的权益。范小青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范小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她说现在“纯文学热”的时代已经过去。“大家情愿去看粗制滥造的电视剧，也不愿意静下心来读个短篇小说。其实，纯文学是我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得有一拨小众人群去阅读纯文学类刊物。我们作协是在扶持，但是文学产业化的冲击力不可小视，作者们已经很少能静下心来细读作品了。中文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几乎找不到专业写作的。‘没时间’、‘稿费实在太低’、‘开始想写，慢慢的也为生活所制约’已成为青年作者的普遍烦恼。”针对这一现象，她建议，国家应当出台适应时代发展的稿酬标准。

范小青身为江苏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常委会委员，显然已经不是普通的作家，但是又未达到明星作家的畅销程度，因此站在中间位置，她可以比较客观地看待中国作家的待遇问题。并且范小青近年来一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状态，视角比较平民化，这也使得她能以一种温和的姿态，来贴近普通作家的立场，去体谅他们的苦衷、理解他们的想法，而支持纯文学创作的立场，也使得她的建议相对中肯、不失公道。相较于二月河将作家群体独立出来、隐含特权意识的“免税论”，更加易于为大众接受。

两种不同的生存关注，来自于作家不同的“生存体验”。如果说二月河“免税论”含蓄地表达了畅销作家的特权意识和利益诉求；那么“提高纯文学刊物的稿酬”则站在另一极，体现了范小青对于当前纯文学写作式微的人文关怀。

没落的人文精神

针对原创力不足的问题，二月河提出以“免税”作为经济诱饵来刺激作家的灵感，让他们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撇开主观因素不谈，这实在是一个天真的想法。

原创力是什么？是自我的表达，是灵魂的呼吁、是生命的诉求，表现在内容上，它可以是独特的思考和个性化的感受，表现在形式上，它可以是语言或者文体的创新。它的产生源自创作者进入迷狂状态之后的灵感迸发，与生命体验有关，与生存问题无关。

原创力的枯竭很大程度上，源于商业功利主义。文学成为消费品，出版以利润为目标，写作迎合大众趣味并机械化重复，作品同质化现象严重。就连那些业已成名的作家也摆脱不了商业怪圈，正如猪肉注水，文学也成了注水的文学。

既是成功商人又是畅销作家的海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坦承：“我在特别困的时候，经常写得驴唇不对马嘴，但我尽量少改；甚至是这样，前面写错了，宁可后面写一段话，圆过来。我一年要写70万到80万字，主要包括一部长篇小说、一个电视剧本和一个电影剧本。对我这样一个每天工作10小时左右的人，读者也不能要求我精益求精吧。那可能有人会说，我可以不写。但我觉得，我的作品有读者，我应该给他们写一点东西。”

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态度，怎么能奢求出现文化精品？如果说余秋雨这一批老作家还有点知识分子的矜持，公共场合“君子不言利”。那么新兴作家则更多的是无所顾忌、赤裸裸地展示出其文化商人的一面：“创作之外，那就是一场生意。”

而二月河提倡免税，估计物质利益激发的不是作家的原创力，而是他们本来已经很旺盛的赚钱欲望，从而酿成“免税——更多的经济回报——作坊式写作加速——原创力进一步枯竭”的恶性循环，这样岂不是事与愿违，走到了初衷的另一端。

之所以对中国作家做出这样的估量，实在是建立在人文精神没落的现实之上。市场经济转轨以来，知识分子的精英地位，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经济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撼动。其中表现之一，就是文学“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盛况不再，曾经被寄予重望的纯文学被边缘化，由失重到失语。而那些坚持关注人性、关注历史、坚持思考、坚持深度的作家不能凭借自己的精神劳动改善生活，甚至沦落到清贫的境地。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直接影响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格局。纯文学的精神乌托邦和启蒙神话遭受冲击，由中心而至边缘化，话语权旁落，当代文坛第一次呈现众声喧哗之势，这为消费型文学的兴盛提供了存在的合法性。市场经济迎来的是一个消费时代，从五四延续下来的对传统道德的质疑，新时期人文精神根基的动摇与知识分子价值的失落，导致了大众信仰的荒芜。于是消费主义乘虚而入，“物质至上”观念取代了对精神的崇尚，大众消费物质的欲望前所未有地膨胀，在追逐经济利益的过程中，人们不再关注自己的心灵，不再关注社会的焦虑。而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在沉重的压力之下，他们拒绝深度、拒绝崇高、拒绝意义。他们需要的是一种休闲、一种娱乐、一种释放、一种消遣，当偏重教化与思考的纯文学不能满足这一切的时候，大众的目光转向了别处。

与此同时，整个时代呈现出浮躁与骚乱的态势，对物质的膜拜取代了对精神的崇尚。消费主义以一种破坏者的姿态唤醒了人们内心隐藏已久的欲望，知识分子亦不例外，不少自身价值观发生动摇、又面临生存难题的作家，思想愈来愈迷茫，姿态愈来愈暧昧。当商业利润的巨大**冲垮了最后的精神堤防，他们放弃了内敛与自律，放弃了一贯的高蹈姿态，放弃了独立于消费社会的批判意识，开始与商业携手共进。

而消费型文学之所以能够反客为主，很大程度上就缘于他们迎合了大众的需求。而大众的需要就是市场的需要。于是一时间，金庸的武侠小说、梁凤仪的财经言情小说、琼瑶的苦情派小说，大行其道。就连传统的纯文学作家也难以经受，巨大的市场所蕴含的经济**，纷纷提笔从事通俗文学创作。于是有了四川两位纯文学作家田雁宁、谭力，他们领头组建了一个创作团队，以香港黑社会为背景铺展情节，将凶杀、暴力、情色、悬疑等多种元素穿插于作品中，生产出百余部“雪米莉”系列小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畅销全国。而春风文艺出版社策划“布老虎丛书”，更是独出心裁地网罗了一批著名的纯文学作家，如洪峰、铁凝、张抗抗等人。在作品中，他们开始写谋杀、写婚外情、写乱伦，当纯文学作家放下了精英的架子，以大众的趣味为导向进行创作之后，该丛书取得了意料之中的成功，成为迄今为止，中国最为成功、最为成熟的文学畅销品牌之一。而以新写实主义作品名震文坛的刘震云在写出了《故乡天下黄花》之后，一头栽进了影视创作，并赚得盆满钵溢。他说，商业是个好东西。

消费型文学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告：文学的主要形态从原本具有审美属性的“教化工具”逐渐演变为一种用于消遣的大众娱乐方式，在一瞬之间被推入了商业的滚滚洪流之中。


财富金字塔

二月河发表“免税论”，主观上可能确实有为广大作家谋福利的意图，但由于其“超级畅销作家”的身份，其言论难免染上暧昧的色彩。并且倘若真正实行“作家免税”措施，相信又会激发新的矛盾，因为在当今文坛富豪与文丐并存的情况下，免税将使得富者更富，而贫者所得又有限，从而使原本已经十分明显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化。

２００７年中国作家富豪榜出炉，年度总冠军郭敬明以1100万的收入傲视群雄。就在这一年，他的《悲伤逆流成河》上市。因其首印量高达８６６６６６套，封面上的腰封纸消耗完了北京同类型的所有存纸，于是有少部分只能用别的纸来代替，营造了现代版的“洛阳纸贵”。比大规模的耗纸更引人注目的是，该书上架10天内销量就已突破100万册。此后，郭敬明在全国巡回签售，每到一处总能签发掉几千册，一路凯歌高唱，如此风生水起，在我国出版史上绝不多见。之后郭敬明一掷千金，购凯迪拉克、在高档社区买房，花费百万装修，一切显得顺理成章。
如果说郭敬明是勤劳致富，自己出书赚300万，办杂志赚800万，忙忙碌碌赚了1100多万。那么韩寒则显得惬意许多。2007年仅出版了一本《光荣日》，根据其在博客中的自述，版税就已高达190多万，再加上旧作的销售，收入共计380万，扣税之后200万左右。即使比不上郭敬明的巨额收入，也算是相当可观。     

由此可见，版税制度确实使一部分畅销作家迈入了富豪之列，这还只是新崛起的一批，更别提金庸、琼瑶等老牌畅销作家，他们更是享有巨额版税，财富惊人。但有市场号召力的作家毕竟是少数，稀缺性使得出版社对他们趋之若鹜，形成众星捧月之势。可以这样说，在文坛财富金字塔的结构中，他们是居雄踞于顶端的一群。

相较于畅销作家的顺风顺水，普通作家的处境显然有些尴尬。耗尽数年写成一部小说、仅有七八千元的酬劳的作家有之，倾家荡产、自费出版的作家有之，意欲出书、而求之无门的作家亦有之。业务的作家尚有一份职业养家糊口，而不少专业作家则靠作协有关部门养着，每月领取1千元左右的生活津贴，其余靠稿酬维持生存，大多数处于清贫的境地。   

2006年底，洪峰街头乞讨之事，给了当代文坛沉重的一击。这位曾载入中国当代文学史教材、与苏童、余华、马原、格非并称文坛五虎将的先锋派作家，竟为了数月的工资，一气之下，以“自贱”的方式，抗议沈阳市文化局的言而无信。这种做法虽嫌过激，却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一部分作家的生存危机。

早已成名的尚且如此，更多的作家，他们的名字或许从来都未进入到我们的视野之内，曾有文学青年网上发帖，愿为出书“卖身”：在出书的前提下，可以为出资者打工、当保姆、做丈夫、卖器官、借贷还债等。即使在青春文学红极一时的今天，仍有很多“80后”作家面临生存、就业甚至家庭压力，在文学理想和维持生计之间挣扎、徘徊。

书商的市场作用

回顾中国文坛财富金字塔的整体结构，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雄踞顶部的畅销作家群体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武侠名家（以金庸、梁羽生为代表）、言情作家（以琼瑶、梁凤仪为代表）、影视作家（其作品多被改编为影视作品，以海岩、二月河为代表）、青春偶像作家（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网络写手（以天下霸唱、当年明月为代表）、学术明星（以于丹、易中天为代表）、传统名家（以余华、余秋雨为代表）。

如果说一部分传统名家的作品，仍含有较大的含金量，在某种程度上以人文精神和艺术成就，而拥有大量读者群的话，那么绝大多数畅销作家在他们决胜市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的则是：文学和商业呈现一种共谋的状态：作家放弃了心灵这块神秘的领地，放弃了人文关怀和批判意识，不再以关注社会的焦虑、引领精神迷航的当代人为使命。娱乐性取代了责任感，肤浅的心得取代了理性的思考，他们的作品变得更好读、更轻松、更有趣、更时尚，也更加符合普通人的趣味。然而当文学放弃了个性和思考，以迎合的姿态，面向大众，凸现的不再是文学的高贵，而是商品的共性。

对此，海岩有过相关的表述：“时代的变化使我们的文化生态发生了变化：大工业时代的文化是围绕着生产展开的，围绕生产展开的文化比较强调社会意志、团体意志和团体道德，它更多的是为了教化的功能而展开的；而全球化时代和信息化时代，文化是围绕着消费展开的，这种文化更多地和休闲娱乐、个人意志的张扬相关联。”可见，海岩已经清晰地认识到，在市场化日益成熟的消费时代，文化的启蒙作用和教化作用逐渐弱化，而娱乐性、消遣性愈见凸显。

当作家的创作不再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而是与时间赛跑，变成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活，过剩与枯竭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特征。每天当我们睁开眼，便能看到铺天盖地的文学商品汹涌而至，极尽煽动之能事，用各种勾引眼球的词汇，挑逗我们的购买欲。

而在这个过程中出版社和书商显然起到了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市场经济体制之下，绝大多数出版社由事业单位转为企业，自负盈亏，经济效益成为考核工作成绩的重要指标。图书市场竞争加剧。部分出版社放开经营体制，出卖书号，这使得一夜之间，民间书商壮大起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版社和书商联合起来，成为操纵文学市场的一股巨大力量。如果说出版社还要扭扭捏捏，提出“要在注重社会效益的前提下，使得经济效益最大化”的话，那么书商则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了对利润的巨大渴求。

在以利润最大化为首要目标的前提下，出版社和书商服从商业运作的规则，首要步骤便是确立目标市场，如果定位错误，必定会走向失败。在这个过程中，借鉴已经成功了的畅销作品，无疑是最快捷、最有效的办法，于是一本书火了，便有一批又一批同类型的作品蜂拥而上。以《鬼吹灯》为例，这本揉合现实与虚构、盗墓与探险等多重元素的系列小说，在2006年“百度搜索网络小说Top10”中列居首位，出版之后，利润极其丰厚，顿时在市场上引发了“盗墓之风”。不少书商联合出版社，紧接其后，相继推出了《盗墓笔记》、《我在新郑当守陵人》、《盗墓之王》《传古奇术》、《鬼火灯》、《墓中王国》……顿时2007年满城尽是“鬼”“尸”“墓”。而穿越言情文学、宫廷爱情小说也延续一样的套路，市场上铺天盖地充斥着同类型的小说，让人眼花缭乱、无从选择。

因此，回顾二月河的观点，目前文化原创力严重不足是很多学者和作家引以为患的问题，与经济的高速发展极不匹配，这倒是比较客观地道出了当前中国文坛的一个巨大症结。与过剩的作品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在不断重复的类型化写作中，文学的原创力枯竭了。商业在文学的市场上洒下了太多非文学的因素，这使得稻田里充盈着野草，看似欣欣向荣，然而却长不出谷子。

                                    （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
《中华英才》4月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