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远清：开拓香港文学研究新局面

——简论黄维梁的《香港文学初探》


《香港文学初探》，是香港当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本以香港文学为评论对象的专著。它的结集出版，宣告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香港本土文学评论家的崛起——这里说的“香港本土文学评论家”，是指长期生活在香港，以香港本地（而非以籍贯为标准）文学作品为评论对象的评论家。在黄维梁之前，也有不少人写过香港作家作品评论，但大都显得零碎，出集子时都没集中在香港本地文学的评论上。这些客串的文学评论家，或对香港文学表示过巨大的热情，但未能持之以恒，或对香港文学的概念和香港作家的定义缺乏认真的探讨，或不十分情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香港文学研究上。在《香港文学初探》问世以前，很少有人像黄维梁这样自觉追踪香港文学的发展态势，把自己的评论从严肃文学扩展到散文、新诗乃至文学评论领域，有意识对香港文学作全方位的研讨。

《香港文学初探》最值得重视的是第一辑《通论》部分。它显示了作者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宽阔文艺胸怀。长期以来，人们对香港文学缺乏共识：到底是专指严肃文学，还是既指严肃文学，又包括通俗文学？黄维梁本身主要是从事严肃文学评论与研究的，搞创作也以严肃文学为主，但他并没有因此轻视通俗文学，把武侠小说、流行爱情小说排除在香港文学大门之外。他认为雅俗应互相取长补短而不是互相拆台，互相学习而不是互相排斥，香港文学发展的道路才能愈走愈宽，而不是愈走愈窄。

在各种文体批评中，黄维梁最擅长的应是诗论。但在《香港文学初探》中，有特色的文体是第5辑《文学批评论》。这是鲜有人注意的领域。在这部首次较为系统研究香港文学的著作中，作者中肯地评论了胡菊人《文学的视野》、余光中《分水岭上》的文学批评成就。对大陆学者评价较高的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黄维梁不仅取存疑态度，而且独具慧眼指出司马长风成书仓促，治学态度不严谨，前言不对后语之处颇多，对郁达夫的《沉伦》的赞美不伦不类的毛病。这些批评不是出自文人相轻，更不是恶意攻讦，而是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

黄维梁的香港文学批评方法多种多样。他评余光中的散文《催魂铃》及倪匡的小说《无名发》，便精分细析，非常详尽。他还在许多地方用了广泛联系、纵横比较的方法。如评余光中的《苦热》时和唐朝王维的同题诗《苦热》对比。评黄国彬的爱情诗，不仅用杜甫的《月夜》、李商隐的《夜雨寄内》作比，突出《翡冷翠的寒夜》中所表现的夫妻恩爱之情，笃厚而温馨，还用余光中的《等你，在雨中》和《杏灯书》的不同，去说明黄国彬诗意中婚前恋与婚后情之分。至于莎士比亚与艾略特等世界名家，更是他评论香港文学作品时经常选用的中外比较对象。
在《香港文学初探》中，黄维梁有力在地批驳了香港是文化沙漠、香港没有文学的论调，这是大家都赞同的。但认为香港不仅有文学，而且“相当繁荣”，有许多人就不赞成。其实，就香港这块弹丸之地来说，能出现像刘以鬯这类严肃文学的彩笔雅笔，像梁锡华这类框框杂文的快笔健笔，像梁羽生、亦舒这类武侠、科幻、爱情小说的奇笔幻笔，确实是不简单的事。可以说大陆众多城市乃至某些省区，在文学的多元化和丰富多彩方面，都难与香港并肩。当然，繁荣不等于没有问题。相反，有些问题还很严重。如严肃文学陷入困境，文学批评空气薄弱，就是香港文学繁荣气象后面所隐伏的危机。不过，这个危机应该说是带着普遍性的：不仅台湾、澳门存在，而且在大陆乃至整个华文文坛都存在着严肃文学生存空间越来越小的问题。黄维梁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而是他为了驳斥香港没有文学的谬论，而着重强调香港文学的成绩罢了。
香港文学要发展繁荣，必须有文学理论批评的推动。可检视香港文坛，文学理论批评远远落后于文学创作。香港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没有文学评论家，但这里的评论家们多半把眼睛盯在文学史上的成名作家或岛外作家身上，很少有人愿意将自己的精力投入香港本地的作家作品评论中来。因为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常常因为人际关系问题挨骂。可黄维梁并不惧怕这些。

当然，《香港文学初探》由于是“初探”，也难免有粗疏和不周全之处。如该书详略欠妥，比例失调。还有书名过大，使人对其内容作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此书为通俗文学辩护，决不是它的缺陷，而应视为该书的特色。在香港文坛，通俗文学占了重要位置，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评论家，理应正视这一问题，表现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至于这态度和观点是否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那是另一回事。

《香港文学初探》的成绩与局限及随之而来的争议说明：在香港，做一个文学评论家难，做一个以研究本地文学现象为主的评论家更难。正因为难，我们更需要众多的人来做这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去开拓香港文学研究的新局面。

（作者为湖北经济学院艺术与传播学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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