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芝：杜甫的忧患意识

　　每次读到杜甫，总是莫名的酸楚，他的诗，含有绵绵不尽的忧愁。那忧愁，仿佛可以被开掘和发现似的。年少时读体验了一些东西，年长时读又体验了另一些东西，而先前和现在的体验却迥然不同，在不断否定之否定过程中，读懂他深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现实感交织而成的忧患意识，既有对劳苦民众的忧，又有对国家危亡的忧，更有对民族命运的深层思考。

　　浣花溪畔，草堂书屋，一个被君王抛弃的旧日臣子，一个退隐于江湖的游子，何以在归去来兮的矛盾纠缠中涕泪沾襟，以至于将满目凄凉赋予诗行，似乎惟有做诗，方可解忧呢？连年的不义战争，无休止的服役，漫长的漂泊，诗人不仅不能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反而过一种“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原来“主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却不料“此意竟萧条”。从小深受儒家“匡时济世”思想影响的杜甫，无论穷达都兼善天下，关心国家，关注现实。当他看到大唐盛世渐趋衰弱、政治形势转入黑暗、官僚集团日益腐化、安禄山起兵叛乱时，再也没有了读书和壮游时期的浪漫，自此，他忧心忡忡。

　　杜甫的忧患，为国势而忧。“安史之乱”时唐王朝急剧衰落，叛军长驱直入，战火烧遍中原，国家岌岌可危，政权摇摇欲坠。面对一个无秩序的世界，一个不知前途的未来，杜甫大声疾呼：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一介书生，许身稷契，希望民族振兴，希望国泰民安，而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痛苦的忧患，也使他对人生的悲剧性体味得异常深刻，这种内心世界的忧患投射到作品中，使其作品笼罩着一层浓浓的忧患色彩。他笔下的《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三吏》《三别》，正是他关心现实政治、抨击时弊，揭露统治阶级专横娇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的优秀篇章。沦落天涯的杜甫，虽落魄潦倒、壮志未酬，却心系国政，志在匡国，无时无刻不为国家命运且喜且悲，一切不合理的现状，全部收入到他忧患的视野。他的诗，充满国破城荒的景象，充满天地同悲的气氛，无不体现忧国悯时的焦急心情，所以苏轼称其“一饭未曾忘君”，周紫芝称其“少陵有句皆忧国”。

　　杜甫的忧患，为民生而忧。“安史之乱”后，时局剧变，杜甫携家逃难。一路上，目睹焚掠屠杀乌烟弥漫，亲历家破国亡民不聊生，老百姓一面忍受叛军的摧残，一面承受官府大肆征兵的苦难，饿殍遍野，难民如潮，生离死别，哀哀无助，而朝廷之上，从帝王到官宦，满朝纵情享乐，醉生梦死，歌舞升平，繁花似锦，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浮华掩盖的社会，满目疮痍，危机四伏。杜甫被残酷现实遏制的情感只能在诗句中得到淋漓尽致的迸发，他愤然写出《兵车行》《白帝》《又呈吴郎》，“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巾。”语语刺讥，声声慨叹，刻画出一幕幕真实画面。国已不是国，家又何成家！诗人悲情中无奈地叩问苍天，民生何在？

　　杜甫的忧患，为贫病成忧。生逢乱世，居无定所，战争蹂躏，浪迹天涯。杜甫一生辗转流离，老来贫病交加，那种顾影自怜、涕泪纵横的凄惨愁容宛然可睹。“岁拾橡栗随狙公，日暮天寒山谷里”、“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况我饥愚人，焉能尚安宅”、“身危适他州，勉强终劳苦”，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处于社会最底层的杜甫，衣难蔽体，食不果腹，怀才不遇，孤苦无依。而那首《登高》诗应该是诗人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风声、猿啸、鸟飞，落叶凋零、江水流逝、万物寥落，一处肃杀悲凉的气氛，一种穷病落寞的身世，写尽诗人感时伤怀、沧桑苦难的满腔忧愤。

　　杜甫的忧患意识，建立在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责任感基础之上。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为江山社稷秩序混乱而忧，为黎民百姓水深火热而忧，为英雄壮士抱负成空而忧。他的忧，似长江之水，滚滚而来。但他没有沉溺于愁云惨雾不能自拔，而是在悲苦与凄凉中求索和向往，用如椽巨笔，直面残酷现实，客观真实地描绘了那个多灾多难的时代风貌，留给后人一千四百多首诗，因之赢得千古“诗圣”的美誉。今天，每当我们翻开杜诗，总能在他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里感觉纷乱年代的历史片段，在他沉重的笔墨、悲情的呐喊、不尽的忧思中，读懂诗人傲岸与不屈的精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