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生边上的一点感想

　


    前几天，翻杨绛的一本新书《走在人生的边上》，主要写一个走在人生边上，即将离世的老人对人生的一些看法。杨绛先生是一个达观的人，她反复谈到“死”这个话题，而且是坦然对待。先生认为人生实苦，一生下来悲愁多于欢愉。说到鬼神一类，先生对神秘的世界持有敬畏之心，她认为鬼神之事或许有之，因为许多身边的奇事让人疑惑――合乎人情，但有悖常理。读完这本小书――也许是杨绛先生的最后一本书，杨绛先生提出的问题也萦绕在我的脑际，挥之不去：人生究竟有什么意义？死亡是否真的可以超越？
    一个人的所谓人生，最大的不确定来自“偶然”。因为，一个人的出生是偶然的，这一点是注定的。但是，“我”被“偶然地开始了”人生之后，其后的一切都要让我这个“无辜者”负责。这是不公平的，但是，“我”无法辩解，也无法推卸。更为不幸的是，“我”不是一个动物。动物没有自我意识，它偶然地被投放，同时，把自己的一生交给“偶然”去处置，它的一生中没有悖论，一切合乎自然。“我”却能够意识到“我”悖论的存在――“我”无辜地要为一个偶然的过程负全责！“我”不能自然地完成这个过程。我必须找到一块“陆地”，因为，“我”的生命对“我”无法直接呈现“意义”，“我”的存在的合理性或者“陆地”需要“我”自己去解释和寻找。
    “我”的自我意识是从哪里来呢？这是一个前提，一个外生变量，无需解释，也无法解释。那么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那块陆地是什么呢？我想就是一个借口吧，是让“我” 的存在合理的一个借口。这个“借口”是“我”对来世，或者未来的期望和坚持，但是，与来世和未来的现实中的“我”没有任何关系。这个“借口”是“我”现实的幸福感（人生意义）的基础，是为“我”“杜撰”现实的愉悦感（人生意义）的一个“神”。我只能这样理解，不然，“我”不能说服自己。因此，“我”信什么，什么就会给 “我”带来幸福和内心的宁静。这就是宗教之所以必要的一个原因。没有宗教，人生的现实意义无法兑现；没有宗教，人的存在缺乏合理性。
    但是，信仰不是必然的，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终生相伴。信仰是“我”作为一个族群共同建立起来的“神话”，一个单个的人无法建立起信仰之城。“神话”的存在是一个历史，但是，一个思想和一次革命，就会把她毁灭。“神话”毁灭之后，“我”只能靠理性来对抗“意义”瓦解之后的人生的“空洞化”。但是，理性只能为“我”的白昼守护，理性无法对抗黑夜和梦境对“我”的魂灵的叩问。理性能够解释一切，同样，理性可以推翻一切合理的解释。直接地说，理性可以为“我” 重新确立人生的合理性，但是，无法让“我”长久地相信这种合理性――理性是理性的敌人！只有信仰这个“空无”，才能生出人生的永恒和现实合理性。
    那么“死亡”能否被超越呢？这是一个真问题？还是一个伪问题？从理性看来，这是一个伪问题，因为不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类，“死亡”是无法避免的（人类注定要毁灭或者被毁灭），因此，“死亡”无法超越。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死亡”成为这样一个东西：“我”一旦意识到死亡，死亡就会困扰“我”，使 “我”的“存在”变成“荒谬”和“绝对的虚无”。“我”必须把“超越死亡”假设成一个“真问题”！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的办法――超越死亡是一个假设出来的 “真问题”！“超越死亡”的意义并不存在于“死亡”最终是否被超越这个结果之中，而是充盈在“超越”这个努力的过程之中――地平线缓缓地退缩着，引诱着我，追逐着、幸福着，然后死亡！当“我”看到山坳里寂寞的坟茔的时候，“我”深知这个曾经“活过”的人并没有超越死亡，但是，“我”深信：“我”一定是一个例外――因为“我”还活着！
    拓展开来讲，人“悲剧地”生活在由于具有“意识”而无法摆脱的悖论之中，而“超越意识”是人的本质的一部分。西方人用进取的方法超越死亡，其结果是成就了伟大的悲剧并创造了雄伟的大理石建筑。但是再激越的力量和再坚硬的石头也无法穿透历史达致永恒！西方人向前努力，他们其实没有超越死亡，但是创造了文明。东方人放弃向前的目标，向后倒退着来超越死亡。东方人没有创造文明，却创造了生活的智慧――他们似乎超越了死亡。但是，这种智慧和超越精神永远属于山林和农耕社会，一旦接受现代物质文明，或者走上西方化的道路，东方人的智慧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即刻枯竭。此时，东方人注定失去智慧，如果不能欣然接受西方文明――包括道和器，便肯定堕落，甚至变成魔鬼！“美”和“信”不可兼得，因此，真正的儒者不得不自杀！今天自称是儒者的，或者宣称复兴儒教者，不是骗子，就是为了求得一饭而已！
    再回到个体！人的一生在偶然中执着于信念，又困顿于理性预设的悖论之中。所谓“意义”和“超越”并不是解决来世的问题，而是解决现实中的悖论。理性并不能给“我”带来真实的幸福感和内心的宁静。理性提供了一种合理性，但是这种合理性只有通过信仰固着下来之后才能变成现实的幸福感和内心的那份宁静。那么，理性能够建立信仰吗？很可惜，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事实是：所有的信仰都是由于理性而瓦解的（理性不但是理性的敌人，也是信仰的敌人）。那么，是不是情感可以建立信仰呢？事实是：所有的信仰都是由于情感而堕落而变成邪恶 ――这也是信仰瓦解的一种方式。事实上，信仰之于世界是一件偶然的事件，就像幸福之于个人是偶然一样――有些人（群）偶然地幸福，而有些人（群）“必然地”不幸！
    杨绛先生在她的书中说：人死之后，肉体不存，而人生仍然有价值，这些价值就是留在世上的那些“成绩”。但是这些价值对一个即将死去的人有什么意义呢？先生没有“论证”，而是直接说：“有了成绩”，就不是虚生此世了。”接着先生又轻松地说：“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是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你看，杨绛先生居然天真地相信灵魂不死这种荒谬的事情，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杨绛先生是一个“偶然”幸福地即将度过一生的人！她的幸福从哪里来？一个是她的智慧，另一个是她的信念（是信念，绝不是信仰）！那么她的智慧和信念从哪里来呢？我想：可能是来自她的知识和阅历，也可能不是！
    杨绛等也许是中国知识分子中最后的智慧者了，也是最后的幸福者了。
　　
　　 2007-12-20凌晨草，2008-1-24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