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权体制之下的女性命运

“祭‘文革’40年”，这是今年在很多国家报刊上常见的词语，相反，在中国国内可能没几个人注意到这一点。没有经历过“文革”的我，对于“文革”对我来说当然是非常陌生的事情。然而，却一直关心着“文革”，而且读书时期拿它为写过论文。可当初对它的关注只不过是从一个外国人常有的好奇出发，因此，关心的重点还是事件的种种表面的现象，而很多地方却忽略了现象背后的诸多问题。正好今年是“文革”40年，我正准备写一篇《江青和样板戏》的时候，突然同近些年韩国社会的女政治家的增多联系起来，我想起韩中两国女性所面临的共同的问题，并决定拿“文革”后被人们称之为“四人帮”的领袖江青来切入，思考一下女性政治人的问题。
    无论中国官方还是民间都对江青持着批判的态度，并把“文革”的所有的责任好像都推到她身上。众多所知，“文革”是一个非常复杂、影响非常之大的事件，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个当事人可以在“文革”的责任中摆脱出来。哪怕是“文革”中被受害者，也是包括在内。通常来讲，凡是事情过了之后，没有一个是认为自己是加害者，反而都自以为受害者。我认为“文革”把全中国人都变成了被受害者，也同时成了加害者。不过，对于加害者，人们往往把目光投注到了以江青为首的几个人身上，尤其是江青，更是如此。那么，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独特的“文革”事件，很多人把矛头只向着江青？江青最终以悲剧的结局而收场，历来人们常常更多的是从政治的角度去分析，但除此之外，有其它的原因吗？这就是我思考的问题。
江青的悲剧可以在中国的历史中寻找。历来，中国女性没有一次堂堂正正地走进权力的中心，即使有，对她们的评价也过于刻薄。刻薄也有刻薄的理由，然而过于刻薄，于是评价她们的时候不知不觉中被一种性别意识所支配。性别成为了隐含的评价标准之一。因为她们是女性，并执政，我们已经被一种固定的观念来看这是“不正常”、“不习惯”的，因此，很多方面分不清她们的功与失，甚至一个国家灭亡的责任也是因为女性，比如皇帝“贪恋女色”所以亡国，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女性的重要性往往只能体现在这种地方。而少有的女性政治家呢？比如，武则天和西太后，她们是在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女性政治家，武则天终于做了女皇。可是，人们从她们那儿只想着证明“母鸡叫国家亡”（韩国俗语）的例子。这样，在国家灭亡原因中，性别总会成为抹不掉的阴影。不过，只因为她们是女性，所有的责任便加倍起来。这很可能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造成了的悲剧。无论是韩国还是中国两国女性，两千年来的岁月都活在这种社会中，我们的思维似乎已经习惯于这样的观念了。
    没有给女性赋予的参政权，使得女性不是正门而是从侧门进入参政，因此即使女性执政，也不承认它的正统性，就像武则天建立的周朝，在历史上就不被看做一个独立的朝代。这是依据在我们所熟知的“夫人，从人者也，幼从夫兄，嫁从夫，夫死从子”的礼教思想。女性一生下来就被赋予从属地位，这样的从属地位让女性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处在边缘地位。“家庭和氏族的‘人墙’系统将女性这整整一个性别强行排除于社会主体生活之外，女性作为一个性别，从此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槛外人，成为这一社会的‘无政治层’，这样，男性社会完成了对自己统治最有威胁的性别天敌最大剥夺”（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第6～7页）。比如，武则天和西太后为了执政要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男权社会所创造的男权封建体系，她们挑战了儒教秩序，她们面对的已经不再只是政敌，而更多的是国家赖以存在的伦理根本，实际上，她的敌人就是她的国家，这样，没开战之前胜负就可见了。这个儒教秩序是谁建立起来的？那么我们多少理解到对她们的评价为什么那样刻薄。
    江青是可以说是中国建国后获得最大权力的女政治人。通过江青的没落，我们依然能够发现无论儒教思想所支配的王朝时期，还是以新的理念为建立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政治上女性仍然不同于男性，在男权主导之下仍然存在为第二位。这里有江青悲剧的因素之一。毛和江青婚姻的前提是“约法三章”，不允许她涉足政治，这就为她之后采取其它方法进入政坛埋下了伏笔。最终，样板戏成为了她的最大政治武器。无论那时候的情况怎样，这就与一向强调妇女解放的毛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有点矛盾。然而，以毛为中心的多数革命家对妇女的关心，目的并非妇女解放，而是实现其政治目的、理想的手段之一，希望妇女也成为同男子一样的革命的主力，这也成为此后妇女解放运动畸形发展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似妇女获得解放，但实际上更进一步加强女性的从属地位。重要的是为国、为民族，或者某种理念、集体而革命，而不是给女性赋予参政的权力。这个意义上，毛和江青的婚姻条件就是不平等的关系出发的，江青一开始就被剥夺了参政权。这样的逻辑来看，“约法三章”使得江青只能在后来不是正门而是从侧门走进男性的世界。样板戏就算是江青走进权力中心的侧门。
    这么一看，江青的悲剧原因好像都是男权体制之下造成的结果，逼得江青不得不走进侧门，江青似乎一点责任都没有的感觉。可事情不是这么简单。大家都知道，江青有很强的权力欲望，然而历史、政治又不能给她一个机会，而且凭她的资历、能力也无法满足于她所要达到的目标。此时，江青唯一依靠的恰恰是束缚女性的男权力量，背着它走进体制之内。她在法庭上说道：“我是毛主席的忠实的一条狗”。她凭着这力量终于走上了舞台的中心。这样来看江青的没落的话，也可以说，她是男权之下的受害者，同时看她怎么走上舞台的中心又是男权之下的受惠者。这里我们看出，假如有资历、能力的女性要掌握权力不得不被从侧门进去，不断地威胁男权中心的社会体制。而像江青这样没有资历、能力，却积极地与现行体制融合在一起，甚至支持它，最终形成了一个畸形的结果。评价或批判江青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参政权法律上的平等与实质上的不平等，不得不使得女性从侧门进入政坛参政。韩国女性在参政方面一直也是处于不平等的状态，现在有了参政权，那么，今天又如何呢？今年在韩国发生了自从建立韩国政府以来前所未有的一大事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那就是诞生了女总理。
不过，不能只看表面的现象而下结论韩国女性的地位有大幅提高。无法否认，韩国女性的地位当然也比以前强很多。以前很多中国女性说韩国女人真可怜，整天被骂，好像她们以为韩国的大男人主义非常严重，不过，韩国女性的生活并非这个样子。韩国电影《我的野蛮女友》在中国那么轰动的原因之一就是里面的女主角的形象让中国女性感到意外。
    重要的是，即使诞生了女总理，增加了女性参政的机会，看这样的现象背后还隐藏着男权主导之下的思想观念。当初，任命女总理，政府有其目的，这就是：希望女总理以女性天生的温柔来弥补执政党和在野党的矛盾而产生的分歧。换句话说，女性并没有男女平等的条件之下被任命为总理，而是以凸出女性的性别特征来收拾被男性打乱的政局。这里看出，对她要求的只是尽量调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政策方面的成就。不过，再看周围女性执政的国家，并没有像他们所期待的那样过得平安、圆满。这说明在权力面前并没有男性和女性的差别。可韩国的诸多政治家们好像都以为女性能以母性本能软化矛盾。
    凸出女性化，联想到样板戏中的女性形象。样板戏中站在舞台上的女性正好和韩国女政治家被凸出女性性别特征相反。样板戏中，女性为了站在舞台的中心却被剥夺了女性的性别特征，并“男性化”、甚至“无性化”。就像有学者所说的那样：“叙事话语的考察时，不难发现主导的叙事话语只是把‘女性的’变成‘男性的’，貌似‘无性别’的社会，文化气氛压抑着的只是‘女性’，而不是性别本身，而突出的或剩下的‘男性’又受到背后的‘党’、‘父’之名义一身的更高权威所支撑，成为唯一认可的性别标签。当男性成为政治的有形标记时，具有权力的男性话语所发挥的就不仅是性别功能，也有意识形态功能。意思是说，传统的男/女的支配/从属关系其实没有消除,而是深层地和更广泛地与党/人民的绝对权威/服从关系互为影响和更为有效地发挥其在政治、社会、心理层面上的作用”（戴锦华：《雾中风景》，第115页）。改变从属地位必须以放弃女性特征为代价，这样，我们无法肯定她们真正以独立的个体获得了解放。
    反过来，如今韩国，女性却以女性性别的特征站在政治舞台。在这过程中，女性同样没有一种独立的性别来存在，而仍然属于从属关系中，为国、为某个政党、为社会的稳定等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如此看来，无论是“无性化”还是“女性化”，都被这男性主导的统治体制之下所产生的结果。
    其实，今天的韩国也有类似于被“男性化”的女政治家。我估计很多中国人已经听说过，韩国的女政治家朴槿惠，她如此被人们熟知，最大的原因还是她的父亲，即：前总统朴正熙。问题在于，她如今仍然无法摆脱她父亲的阴影。对她的评价，无论是支持她的还是批判她的，都没有看她本人的功与失，那些怀念朴正熙时代的经济发展的人就疯狂地支持她，那些认为朴正熙耽误了韩国的民主化的人则把愤怒、抱怨撒在朴槿惠身上。这样的现实，她即使真的和父亲走两条道路，也让我们无法把她一个独立的女政治家来评价，可以说她是被“父亲化”了的“男性化”的女政治家，我们对她的评价已经被她的父亲那儿分为了两种，也延续到现在。
    这样分析下来，无论是没有参政权的还是有参政权的，虽然女性的地位大为提高，可运作的逻辑还是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女性一直在“被”化的过程中延续着从属地位。
    当然，江青同现在的很多亚洲女政治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不过，她们所处的男权世界并没有太大的改变，我只是希望通过江青悲剧的个案，思索我们所面临的现实，也许韩中两国女性共同面对的现实。众多韩国人认为中国女性的地位比韩国妇女高，看起来好像也是。不过，真的是这样吗？无论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虽然体制不同，可女性仍然处于被定位的存在。封建社会是儒教把妇女一生从属为男性，社会主义社会以革命的名义剥夺女性的性别，资本主义，尤其在新自由主义的泛滥之下，女性不断地被商品化。我们活在这样的现实之中，那么，我们是认为现实无可奈何而袖手旁观，还是积极地参与到运作这个现实的机制之中寻找解决的方案呢？如果答案是后者的话，这并不是局限于女性问题，而是能使得我们更深入地了解到整个社会运作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