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征路：在历史的大格局中
作者：曹征路
每个人都在历史的大格局中，中国文学当然也不例外。无论你选择什么“立场”，使用什么样的“语法”，只要历史不结束，你的选择就不会结束。
大约是1989年冬天，有一天老布什到美国国会演讲，说，今天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了，冷战结束了，你们赢了！于是全体议员起立，一个个老泪纵横，掌声经久不息，长时间都不能坐下来开会。这确实是一个戏剧性场面，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半个世纪的冷战，历史突然在一个早晨轻松地定格了凝固了。
于是一个名叫福山的人和他写的书立刻风靡全球，他宣布历史终结了，“为承认而斗争”的人性欲望已经得到了满足，普遍史就失去了发展的原动力，于是发展和质变都没有可能，历史就这样终结了。于是在中国，在学界，在文坛，普遍主义的“终结论”也开始大行其道。于是“后现代”开始了,于是文学也进入终结时代，宏大叙事更是应该终结了。于是历史被“碎片化”了，个人被“原子化”了，文学被“游戏化”了，只剩下语言在狂欢。但这究竟有什么可开心的，您当真明白吗？套用一句北京胡同串子的话:究竟是我傻了，还是他脑袋进水了?
“终结论”者有一个隐含的思想逻辑：既然历史终结了，人家赢了，那么赢家就该通吃，赢家就该坐庄，这个世界就该重新洗牌，游戏的玩法就该按赢家的规则来，从今往后大家都要按赢家的意图出牌。
任何政治经济战略都需要自己的修辞，但任何修辞都改变不了内在的战略意图。比如夸大文明差异、以西方和非西方划线的《文明的冲突》，比如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改变历史、宣扬技术至上的《第三次浪潮》。表现在文学上，就是后现代主义的文学观在中国的全面登陆。人家美国都打喷嚏了，中国能不得流感吗？从前言必称希腊，如今不“后”就不叫学问。拿别国的理论资源来硬套中国的现实，简单的“话语的平移”，是桔是枳不论，能确立“全球一体化”的价值观就行。于是我们看到，颠覆解构既往的一切成为学界和文坛的最能吸引眼球的时尚。
我们空白，一部现代文学史只剩下两个半人：张爱玲、沈从文和半个鲁迅。且不说赵树理周立波丁玲柳青这些来自解放区的作家，就是茅盾叶圣陶郁达夫朱自清闻一多这些国统区作家也都提不上台面。因为人家美国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不承认呀，人家只认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呀。人家是立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呀，是主张价值中立的呀，人家这才叫“普世原则”呀。至于说鲁迅，既然暂时还抹杀不掉，那就阉割他吧。于是作为忧愤深广的思想界斗士鲁迅不见了，只剩下一个颓废的孤独者鲁迅，一个写不出长篇小说的鲁迅，一个七情六欲俱全、经常记载“濯足”和讨要稿费的鲁迅。
我们怀旧，殖民地上海成为我们最温馨最感伤的记忆摇篮。民国杂忆，秦淮旧趣，吴侬温软，夜夜笙歌，小资风流，如烟随影。租界弄堂里有着最丰富最复杂的人性，舞肆歌楼里的柔软身段最为消魂，与洋人性交才能称得上做爱。在文学想象中上海还是个亚洲城市吗？她的姊妹花叫香港，她的近亲是东京，她的远戚是巴黎伦敦纽约，上海可以像当年的日本那样“脱亚入欧”了，或者直接脱亚入美，成为一块飞地。
我们唯美，不，我们纯审美超审美，六朝无文，惟归去来辞。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一个诗人，他叫陶渊明，其余的都不能叫诗人。在中国古典诗词中，陶渊明的诗最好，独一无二，超过李白、杜甫、屈原诸人。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诗，“哀民生之多艰兮，掩长袖以太息”就不是诗，“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也不是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岂止是粗糙？简直就是污言秽语。没有身体的解放就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与身体细节密切相关的日常生活的全面恢复，也就没有真正的人性基础和真正的文学表达――这叫“文学身体学”。
总之我们全都错了，一百六十年来中国人全是在瞎折腾。革命党不如维新党，维新党不如保皇党，保皇党不如慈禧老佛爷。当老百姓的就要守住自己的“人性”和“日常”，人生不要太飞扬，要安稳。“颓废”才是百年文学史的美学特征，革命不过是感时忧国的“精神弊端”。
这样的“重写文学史”不过是重写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说法。文学史首先是文学作品的历史，而不是史家的观念史。历史不是被“写”出来的，是活生生的客观存在。这种充满了傲慢偏见的叙述不是一种文学话语，也谈不上一种学术研究，而是一项帝国战略。它包含了社会市场化、资本自由化等经济内容在内的，旨在摧毁社会福利体系、摧毁工会运动和社会保护运动，从而使财富向大官僚大资本方向积聚的政治指向。
客观一点说，美国人夏志清李欧梵王德威的“现代性”叙述也有学术的一面：他们看到了启蒙现代性的局限，批判了单向度思维，从而挖掘到了中国文学“颓废”的另一面。然而，他们太急于用“颓废”的现代性来遮蔽革命的现代性，用“颓废”的美学改写“反抗”的美学，因而在使用现代专业知识的同时，却失去了宽阔的思想视野。中国为什么会发生革命？中国革命有没有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
在这里我只想说，过去中国文坛遮蔽张爱玲沈从文是没有道理的，以意识形态划线是应该反省的。而今天遮蔽五四以来一大批为现代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作家作品，使用的是相同的思想逻辑，同样是没有道理的。所以这样的叙述在学理上同样不文学不学术。为殖民主义的侵略历史辩护，同样是服从于服务于某个大战略大格局的意识形态叙事。
然而历史仍在进行时，新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法则正在形成当中。1989年确实是历史的重要分水岭。
首先是历史并没有终结，美国很快找到了新的敌人和“邪恶国家”。美国需要敌人，这是他们国内政治和经济文化利益所决定的，否则执政党就失去了国家动员力和凝聚力，这是移民国家不得已的选择。其次是预期中的全球一体化并没有到来，美国作为“公共人格”的代表形象并未取得合法性，他对全球资源的分配并不美妙，依然要靠杀人维持话语权。但按照福山的说法，普遍史观是带有普世的关怀，是建立在“末日审判”的期待上的，这种上帝的承诺从一开始就预设你不能用理性来反驳。再其次，如果他真能找到人类历史的终结点，无论他的理论逻辑是对是错，都将窒息人类本身。人类对于未来的好奇和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向上的动力源。这个的动力不是乌托邦的实现，而是对它的不懈追求，可以说没有了乌托邦就没有了人类历史，我们也就丧失了对历史的理解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个明显带有宗教色彩的话题在中国也长盛不衰？咱们这些专家学者为什么也跟着大声忽悠起来？这里面难道没有一点点合理性必然性吗？当然不是。当代文学创作的诸多困境自有其内生的原因，如果我们的眼光能更开阔一些，就能在世界历史大格局中发现蛛丝马迹，中国文坛的许多事情都不是空穴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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