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官集团的成长  吴龙辉   (此文原刊于《书屋》2007年11期)

    古代文士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计划成为开天辟地的君主，但却希望成为国家政权的实际操纵者。这一点从孔子开始就已成为中国文士的特点。从《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两部最典型地反映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小说中不难看出：吴用和诸葛亮分别是梁山政权和蜀汉政权的灵魂，但二人均自居于军师之位，要得到一个“非文士”作主子并甘心为之效劳；而作为主子的宋江和刘备又必须具备一种特性，那就是对军师言听计从而又勇于承担一切责任。这两部小说都完成于元明之际，反映的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文士理想中的君臣关系。

    明代文士阶层在明初二祖统治时期，一直受到君主的压制，文士理想中的君臣关系根本不可能出现。但渴望实际操纵国家政权的文士一直没有放弃这个愿望。于是，与明初二祖推行的使知识阶层工具化的战略针锋相对，明代文士从一开始便在为本阶层的群体人格独立而努力。从政治角度而言，这种努力主要表现为作为权力源泉的文官集团的成长。

    在明初二祖特别是太祖皇帝朱元璋统治时期，文士们慑于政治恐怖之威力，多有不乐出仕者。但一个强大帝国的统治需要大批文官来维持。因此，文官队伍在明初便已相当庞大。洪武十三年，发生丞相胡惟庸案事，株连15000余人，穷究而死者30000余人，并由此废除了丞相制度，集权力于皇帝一身，皇帝成了自己的丞相，六部直接向皇帝负责。这是朱元璋限制和打击文官集团的一个重大举措。这个事件表面上似乎反映了朱元璋残暴多疑的性格，但背后所体现的则是文官权力的扩张对皇帝构成的威胁。有的文献提出胡惟庸勾结日本阴谋篡权，这未必可信,但胡惟庸企图驾空皇帝、自作主张的想法恐怕存在。而当时其他文官队伍对胡惟庸多少有支持的成份，他们希望皇帝与臣僚之间有丞相这一百官冢宰存在，以缓冲皇帝与百官的矛盾。朱元璋之所以胆敢采取这样大胆的诛戮政策并获得了成功，原因在于他是明王朝的开国之君，明初文官都由他所选拔和控制。朱棣虽然不是明王朝的建立者，但他同样是通过夺取政权而登上皇位。在他进行夺权斗争前后，他对文官集团进行了很大的调整。也可以说，他重新建立了一支文官队伍。因此，他同样可以完全控制他手下的文官集团。

    在明初二祖之后的其他君主，就不可能做到这样了。他们的上台，纯粹是继文守业的结果。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生活阅历，以及古代严格的皇帝制度，使他们在即位之前没有接近政权的机会，甚至不可能有任何管理方面的经验。因此，当老皇帝一旦驾崩之时，新皇帝即位完全依靠别人的支持。而支持者中最有力量的便是文官中的元老重臣。在即位之后，同样由于经验的缺乏，新皇帝对于如何统治庞大的帝国难免手足无措，不得不依赖于广大的文官集团。因此，当明初二祖成为历史之日，也便是明代文官集团开始成长之时。

    其实，在明初二祖之间，当建文帝在位的时候，文官就有一次成为权力源泉的机会。建文帝为朱元璋嫡长孙，其父朱标在作皇太子的时候就已先朱元璋而去世。建文帝依靠宗法制而成为朱元璋的接班人，但他在即位之前所接触的只有几位东宫学士。所以，他上台之后，首先所依靠的必然是这些人。建文帝将他的三位儒家师傅黄子澄、齐泰和方孝孺引为心腹，让他们执掌国家大权。这三人都是受人尊敬的儒学家者，对政治满怀儒家式的理想。他们在皇帝的信任下实际地管理着政府，发起了一些政治上和制度上的改革。这种改革有一些具体内容，但本质上都在背离朱元璋的安排。被朱元璋所裁撤的中书省和其他一些中央机关的职能被部分地恢复，文职行政功能大为加强。也即是说，权力实际由文官所操纵，皇帝被要求只扮演道德领袖和仲裁者。

    建文时期这一政治改革因永乐帝篡权成功而暂时中断，但文官职能逐渐加强的趋势并未停止。永乐帝在保留朱元璋基本行政结构的同时，也开始了新的改革。他组建了新的内阁，使之成为联系皇帝和官员的桥梁而在内廷发挥作用。内阁学士虽然品级不高，仅为正五品，但享有很大的权势，变成了官僚政体的主宰，并且作为文官政府中的主要执行机构来进行工作。

    到永乐皇帝去世之后，内阁学士的地位进一步提高。继永乐而即位的洪熙皇帝，登极不到一年就死了。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将文渊阁大学士杨士奇、杨荣、黄淮等进秩，并进杨荣为工部尚书，从此入文渊阁者都相继进尚书秩。这样一来，正五品的大学士兼有正二品的尚书衔（后来又进正一品），具备了符合执政大臣的品级。于是，首席大学士即所谓首辅实际上具备丞相的职能，只是没有丞相的名义而已。继洪熙而即位的宣德皇帝27岁登极，逾10年而死。这其间内阁人事基本没有变动，只增加了一位杨溥。英宗9岁即位，有人请太皇太后张氏（洪熙后）听政。张氏不答应，一切政事均送内阁，交杨士奇等议决。可见，到继体守成之君的时代，由内阁学士所组成的文官权力核心实际上掌握着国家大事的决议权。与此相应，各级文官政府也日益成熟。中央各部门都形成了各自的权力职责和权力范围。一个政策的实施，往往需要很多部门的协作。而首相和其他内阁成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与各部门的协调关系，也往往会因某个部门的攻击而垮台。这种攻击部门中最有力的为御史台。御史台是明代专门负责监察的机构，其人数多达数百人。明代许多首辅和高级阁员的下台都和他们的攻击有着直接的关系。

    文官集团之成为权力源泉，与科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明太祖实行八股取士制度，其本意在于加强对文官集团的控制。但这种制度一旦推行之后，实际上控制所有举子命运也即人才选拔权的仍然是各级文官。皇帝在所有八股考试中亲自主持的为殿试。殿试的举行意在告诉人们，只有皇帝才是真正决定士子命运的大考官。在殿试结束而公布考试结果的时候，被录取的三等举子前面一律冠以一个“赐”字，分别为“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和“赐同进士出身”。然而殿试毕竟是一个形式。参加殿试的资格是先通过由礼部官员负责的会试。凡通过会试者一律参加殿试并一律保证通过，皇帝只是偶然更改一下名次。而要取得会试的资格，则必须通过由文官主持的各省乡试。而乡试资格的获得，则是通过府县的考试而成为秀才。在这层层的考试中，主考文官对士子的政治命运无疑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他们实际上取代皇帝而操持着人才选拔的大权。在应考者方面，则除了对主考者心怀感激而结成师生盟谊之外，他们还有一个观念，即认为自己获得迈向政坛的通行证，完全凭的是自己的运气和才学。换句话说，科考的成功者认为他们获得仕途的通行证，并不应当感激皇帝，而应归功于本人。在明清科场流行着这样的话：“一缘二命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连读书都放到最末的第五部，则对皇帝这位殿试主持者自然就更无感激之情可言了。

    正因为科考如此直接地影响着知识阶层的政治命运，而科考的通过又完全凭借个人的才学和运气，这样，知识阶层在步入仕途以后，自然就认为有理由控制社会的部分权力。而科举这种选拔政治人才的方式又为从知识阶层中产生的文官集团攫取社会权力提供了便利。知识人士在科举考试的道路上，必然要结成各式各样的关系，考官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师生关系，考生与考生之间形成的“同年”（同年及第）或“同乡”（同乡考生）关系，同姓考生之间结成的同宗关系，等等。这些关系的形成，无疑地为文官们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治实力提供了保障。

    文官集团作为社会政治的一种权力源泉和执行者而出现，他们必然要与其他社会政治集团发生关系，形成矛盾。这主要包括：文官与皇帝的矛盾，文官与宦官的矛盾，文官与武将的矛盾，文官与民众的矛盾。另外，文官内部由于权力斗争所致，也形成了各种派别，从而构成文官内部的矛盾。下面分别述之。

上文已经谈到，明代文官集团作为权力源泉的成长，主要在明初二祖之后的继体守文之君在位之时。这里主要讨论文官集团与继体守文之君的矛盾。

    关于文官集团在永乐之后政治命运的变化，《菽园杂记》中记载了当时一位旁观者的看法。有位名叫慧?的老僧，永乐年间曾参修《永乐大典》，后来归老兴福寺，曾对座客发表洪武时期的读书人为“还债者”、永乐死后的读书人为“讨债者”的观点，他说：

    洪武间，秀才做官吃多少辛苦，受多少惊怕，与朝廷出多少心力？到头来，小有过犯，轻则充军，重则刑戮。善终者十二三耳。其时士大夫无负国家，国家负天下士大夫多矣。――这便是还债的。近来圣恩宽大，法网疏漏。秀才做官，饮食衣服，舆马宫室，子女妻妾，多少好受用，干得几许好事来？到头来全无一些罪过。今日国家无负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负国家多矣。――这便是讨债者。[1]

    读书人由还债者变为讨债者，其根本原因自然并不在于皇帝的圣恩宽大，而在于国家权力已控制于真正操持着国家各级庶政的文官之手，以致于文官们虽然不能干得几许好事，却可以“到头全无一些罪过”。也可以说，文官们的坐大是由于皇帝因不了解国家情况、缺乏行政经验而失去了对国家事务的实际决策权、只能就文官们作出的决策进行象征性的裁决所致。

    文官集团要完成自己作为权力源泉的角色，就必然要彻底地驾空皇帝。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即让皇帝成为一个垂拱无为的“圣君”。而让皇帝成为这样一位圣君的手段，便是将皇帝禁锢在紫禁城中，由一些年老德高的大臣定期向皇帝讲授儒家经典。而作为一个成年的皇帝，显然不会满足于扮演这样一个角色，这便必然要在君臣之间产生矛盾。这种矛盾在宣德时期就已存在了。有位名叫陈祚的文臣拿《大学衍义》在皇帝面前“无得间断”地讲说。结果宣宗大怒，说：“各儒薄朕未读《大学》。”便将陈祚合家囚系，终其世不赦，致使陈祚的父亲病死在狱中。这一事件常被前人视为明代皇帝“不重正学”的起始标志。其实，仅仅是一个读书讲书的问题不会让皇帝对建议者处以如此严厉的惩罚，它背后所实际隐藏的是君臣权力的斗争。

    从这一事件开始，明代君臣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连续性地爆发，差不多每个皇帝在位时都和臣下有过大规模的争斗。如明武宗出游问题。明武宗在身后被塑造成一个荒淫之主，生前一直与群臣处于对立地位。他于15岁时即位，改元正德。作为一个少年皇帝，他精力充沛，富于冒险精神，十分不满于扮演儒家文化所塑造的那种理想君主形象。相反，他热衷于走出皇宫去尝试自己的各种兴趣和满足个人的欲望。他经常离京巡幸，甚至以“威武大将军”、“镇国公朱寿”的名号到处乱逛，据说还干出过掠夺民女的行为。对于武宗的这种做法，群臣自然无法容忍，经常劝阻。当正德十四年，武宗准备南巡时，君臣矛盾爆发。武宗对群臣的劝阻开始时不置可否，我行我素。群臣一再苦劝，甚至跪在宫门外的泥水中挡驾。武宗一怒之下对劝阻者施加“廷杖”，死伤数十人，而南巡也取销。武宗迫于群臣的压力而不得不放弃个人意志，便以廷杖来发泄心中的不快；群臣则对受廷杖早有心理准备，拼着挨打甚至丧命而成功地守卫着自己的职责，是精神上的胜利者。嘉靖年间的“议礼”事件，则是相反的结果，世宗皇帝完全胜利。在此之后，君臣关系进入到一种稳定状态，因为出现了历史上所谓的大奸臣严嵩。

    严嵩在嘉靖十五年继夏言任礼部尚书，成为高级大官，嘉靖二十一年入阁，二十三年任首辅，直至四十一年罢官，专擅朝政几近二十年。严嵩在掌管朝政时一直受到攻击，死后被视为奸臣，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无翻案之日。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严嵩在历史和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反映的是嘉靖朝君臣斗争所形成的一种稳恒状态。考察严嵩固宠专权的条件，在史书上只能找到一个，即是善于揣摹皇上的旨意。他最初得到皇帝的赏识，是由于他善作醮祀告神的“青词”。他长期受到世宗的重用，则是由于他儿子严世蕃能够最准确地把握皇帝的意图，代替一心斋醮而无暇治理庶政的世宗对各种政事进行“票拟”。而他最后的垮台，则是由于严世蕃后来耽于淫乐，没有很好地帮助父亲完成“票拟”工作，从而失去了皇帝的信任。总而言之，严嵩在嘉靖朝所扮演的只不过是世宗皇帝贯彻个人意志的一个工具。世宗皇帝所看重于他的也仅仅是这一点。至于严嵩本人在管理国政时的招权纳贿，或者在被抄时发现黄金三万两、白银三百万两之类，世宗皇帝认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对此心中有数，随时可以解决。世宗在临死前几年对严家的处理，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嘉靖朝的君臣关系是文官集团成为权力源泉之后，君主对文官们重新予以工具化的一种努力。这一努力实现的途径，则是皇帝发现并很好地运用了一个“奸臣”。

    万历朝也是君臣矛盾斗争比较突出的一个朝代。神宗朱翊钧的父亲隆庆皇帝即位不到六年就死去。神宗即位时不到十岁。国家朝政由富有政治天才的新任首辅张居正执掌。年轻的皇帝对张居正极为尊敬。但张居正于万历十年去世之后，已经成年的皇帝开始向这位师相清算，以树立自己的威信。万历十一年，追夺张居正官爵，万历十二年籍没张居正之家。然而神宗在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中却并没有象世宗那样占有优势。他在位时间很长，而又没有找到严嵩那样一个为己效劳、代己受过的首辅大臣。居于首辅的大臣不断更换，但除了张居正之外，大都是一些周旋于皇帝与群臣之间的不愿负责因而也不具备绝对权威的滑头政客。因此，在张居正去世之后，皇帝便因国家政策和社会状况方面的问题而直接受到群臣的不断攻击。神宗将这些攻击看作“讪君卖直”。使神宗对此有着强烈感受的事例之一，便是立储问题。神宗在成年之后，为了脱离张居正的影响，逐渐注意发挥自己的个人意志，有意与群臣作对。在精神上支持这位年轻皇帝的是他善解人意的妃子郑氏。在朝廷上感到孤立的皇帝对郑氏产生着感情依恋，形成郑氏专宠的情形。这时神宗的长子（后来的光宗）虽然是皇长子的身份，但并未正式立为太子。朝臣大多怀疑郑氏想立自己的儿子福王（后来的南明弘光皇帝）为太子，便上了数十百疏，要求神宗建储及讨论三王并封问题。等到光宗已立太子，群臣又担心太子孤危无依，终究被福王取代，便又上了数十百疏，要求福王到自己的封国去。神宗只好又向群臣让步。“母爱者子抱”，神宗之偏爱福王有可能存在，想立福王为太子也有可能，然而他在这方面却无法表示自己的愿望，反而在群臣的压力下将爱子送到远离京城的封国。类似这种事件的屡次发生，必然加深君臣间的猜疑和相互反感。而国家的行政又必须依赖文官的操作，这就形成万历朝富有意味的君臣斗争局面：臣子不断向皇帝上奏折提批评，也即皇帝所认为的“讪君卖直”；皇帝则不断回避与群臣见面的机会，甚至缺官不补，故意与文官为难，这也即文官所认为的“荒怠”。可以说，万历朝是君臣互不相让、彼此抗衡的一个时期。这种局面的结果是明代政治陷入极为低效的状态。促使明王朝走向灭亡的内外矛盾都是从这一时期激化起来的。

    因此，我们从明代一些貌似简单而实际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事件中，所看到的是君主与文官集团的权力斗争。崇祯皇帝自杀之前对文官集团的深恨，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二）文官与宦官

    作为君主与文官权力斗争的延伸，在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寄生性的权力集团，即宦官。

    在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见解中，宦官是一个可有可无、甚至完全可无的集团。然而，自东汉以来，这个集团却不时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对中国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看，宦官成为权力集团的朝代主要有三：汉、唐、明。赵翼在《廿二史?记》中论及明代宦官时说：“有明一代宦官之祸，视唐虽稍轻，然至刘瑾、魏忠贤，亦不减东汉末造矣。”[2]这一情况耐人寻味。汉、唐、明三朝是中国历史上国力最为强盛的三个时期，但却都在朝代的中后期出现宦官专权的现象。古代的史家大都从所谓国家气运的角度寻找原因，其实，宦官势力的滋长恰恰是文官集团成为权力源泉的产物。在汉、唐、明三代的开国之初，从无宦官秉政之事，而此时文臣完全是雄才之君所驾驭的工具。等继位守文之君即位以后，文官已成不可变动之势力。君主所信用的只能是身边的宦官。这在明代有着明显的表现。

    朱元璋在位之时，明著律令，宦官不得参与政事，秩不得过四品。到朱棣篡位之后，因西北诸将多洪武时人，不能无疑虑，开始派宦官去担任镇守之官，又派郑和下西洋，宦官开始进用。但此时皇帝完全能控制文官集团，宦官也不敢妄自主张。到宣宗时，宦官四出，?花鸟珍异之物。正统以后，随着文官集团的成长，宦官的势力也膨胀起来。陆容在《菽园杂记》中论及明代宦官的变化时提到张太监对他说的一番话：“永乐间差内官到五府六部禀事，内官俱离府、部官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驸马、伯，下官旁人。今则呼唤府、部官如呼所属。公、侯、驸马、伯路遇内官，反回避之，且称呼以翁父矣。”[3]

    陆容卒于孝宗弘治九年（1494）。他所总结的为明代中叶以前宦官权力日益扩张及宦官对文官的态度日益倨傲的情况。不难看出，宦官势力的提高正是文官不断发挥其政治潜力的时期。也即是说，宦官的骄横乃是皇帝对文官控制能力不断减弱的结果。我们这一看法可以从嘉靖朝得到相反的证明。嘉靖入主朝廷之后，便以对文官的摧抑为目的，迫使文官无条件地服从皇帝意志。结果，在嘉靖御宇的四十年间，宦官也受到严格的控制，未尝任以事，造成“内官最敛戢”的奇迹。其实，如果我们将宦官势力视为皇帝意志之体现（有时是歪曲的体现）的话，我们可以说，嘉靖朝并非宦官的权臣严嵩所扮演的正是这样一个角色。

    关于宦官势力的嚣张，古代文人多从皇帝幼冲、正人去位的角度寻找原因。其实不然。明朝历史所反映的情况尤其不同于此。例如，万历帝在位时间之长与嘉靖差不多，但由于他对群臣既缺乏信任而又无力控制，便故意与文官集团作对，在朝廷之外起用宦官势力建筑自己的小朝廷――秘书班子。他大肆派遣矿使税监到各地政府驻地征收直接上缴皇宫的税收。结果，宦官到各地胡作非为，并且将矛头直接对准广大士绅阶层，以致激起由地方生员领导的民变，并从而导致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这一事变充分表明，皇帝对宦官的重用完全是为了与文官集团作对，这才是宦官势力兴盛的原因。又，崇祯皇帝上台后，鉴于天启时太监魏忠贤擅权引起朝政大动荡的教训，尽斥宦官，不许干政，但后来越来越觉得朝臣不可信任，又开始派宦官去监军和刺探消息，以保证自己独立的信息来源，以避免受文臣的摆布和欺骗。这都说明，宦官势力存在的基础在于皇帝与文官的矛盾。

    一旦宦官暂时执掌了皇帝的部分权力，就会有很多文官投入其怀抱，闹出一些丑剧。如陆容《菽园杂记》载，正统年间，有位姓王的工部侍郎出入太监王振之门。王某貌美而无须，善伺候王振颜色。王振有一日问他：“王侍郎，尔何无须？”他回答说：“公无须，儿子岂敢有须？”一时传为笑谈。[4]

    文官集团体集体性地向权势太监屈服的情况，也十分普遍。正德时刘瑾擅权，文官焦芳、刘宇、张沮为他心腹，残害正直官员，征责贿赂，流毒天下。明末大宦官魏忠贤当国之时，朝臣中很大一部分人“群起附之。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号五彪；又尚书周应秋，卿寺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督抚，无非逆党，笾笾乎可成篡弑之祸矣。”[5]文官向宦官投靠，为的是保全或提升自己的官位。因此，文官向宦官的屈服，仍然是皇帝权力与文臣权力的斗争的体现。

    在古代知识阶层人士看来，宦官是奸邪的代名词，对社会有害无益，现在的人们几乎完全承袭了这一看法。其实也不尽然。如英宗时的太监王振，在当时势倾中外，后人只知他伤害忠良，但从客观事实来看，他未始没做过一些合乎理性的善事。如宣德年间，“朝廷起取花木鸟兽及诸珍异之好，内官接迹道路，骚扰甚矣。自振秉内政，未尝轻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间，军民得以休息。”[6]

    因此，如果抛开文人对宦官的那种天生色彩的敌视或纯粹出卖灵魂式的投靠，而冷静地将他们当作一种皇权势力的延伸来对待的话，也未始不能使之产生积极的政治作用。明代杰出的政治家张居正就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他在隆庆皇帝在位时就与司礼监的太监们商议召回被迫告退的大学士高拱。万历皇帝继位后，他与执掌司礼监的太监冯保关系密切，迫使高拱返回故里，使自己成为控制国家大政的首辅。正因为有冯保的支持，他才得以在万历初年推行自己的政策，取得辉煌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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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官与武将

    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论及明代名将戚继光时，顺带论及万历朝几位名将的命运，其结论是：“通观本朝武将的经历，其不幸似乎又不仅止于戚继光一人。”[7]

    其实，从明王朝整个历史来看，万历朝几位主要将领的命运不过是有明一代武将命运的缩影而已。明朝建国之初，朱元璋通过冯惟庸案与蓝玉案，大规模地清洗了和他一起推翻元朝政权的功臣武将，从此开始了明代武将的群体悲剧命运。朱元璋的诛戮功臣无疑体现了帝制中国兔死狗烹的历史惯例。但我们不能就此而将明代武官的不幸，仅仅归因于皇帝的打击。因为，朱元璋本人在打击武官的同时，同样也打击了文官集团。

    然而，在开国皇帝成为历史以后，武官并不像文官集团一样成为主宰社会的权力源泉。相反，在和平的历史环境中，武官的地位显得完全无足轻重。武官地位的低下除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广泛历史背景之外，有一直接的原因就是文官集团对武官的压制。从战国时代开始，随着文士阶层正式地登上历史舞台，文士与武士的矛盾便已存在了。赵国两位大臣廉颇、蔺相如的将相之争可以看作这一矛盾的代表。在五代以前，文官集团虽然在统领国家庶政方面占有主导地位，但尚未形成武官受压制的局面。到宋朝建立后，赵匡胤鉴于五代军人政变频繁和唐末以来藩镇割剧的历史教训，形成了“宰相要用读书人”的观念，采取了一套重文轻武的政策，最高军事指挥实际上由文人所控制。经过元朝的中断之后，这一政策在明代又被恢复并得到发展。

    在明代的政治格局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要员均由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即使在中央专门负责军事的兵部，担任尚书、侍郎、郎中、主事等职的都是文官。武官的最高职务为五军都督与驻防各地之总兵，总兵与都督实为一回事，“凡总兵、副总兵，率以公、侯、伯、都督充之”[8]。由军人执掌的五军都督府只负责军籍与卫所的管理，而无调动与指挥军队的权力。卫所中的军官经常调动，将不专兵，兵不受将。武学人才的培养极不受重视，甚至长期被并入儒学之中。

    由文官所控制的政府和社会，对武将采取歧视的态度。文官所理解和需要的武将，只是沙场上的猛士；至于运筹帷幄，则是他们文官的事。各处所开办的武学，均以儒家经典作为主要的讲授内容。其教学进程，以“每日总授不过二百字”为规则[9]。可以说，在文官控制的社会中，武官不可能被允许成为军事家。这在明代最为流行的小说《水浒传》和《三国演义》中可以看出。在这两部小说中，最高领袖分别由不文不武的宋江和刘备担任，而梁山政权和蜀汉政权的灵魂则分别是文人身份的吴用和诸葛亮，武将群体如蜀汉五将及梁山群雄，所具有的特只点则为忠勇二字，在二位军师面前，他们是被差遣的工具。意图对军师不服的张飞、李逵等，无不受到军师的愚弄，并从而赢来读者的讥笑。可以说，这两部小说反映的文武关系，正是明代现实中的情况。

    《菽园杂记》卷五记载了一则故事。有一位名叫汤胤绩的都指挥，虽然是员武将，却为人博学强记，议论英发，并且善作诗文。正因为自己武将而习文，他对文官便有些欠恭敬，“于朝士有一日之长，辄以贤弟贤侄呼之，人多不堪”。成化初，有言官把他作为将材推荐，称他“才兼文武，可当一面”，结果，文官们便给他取了个绰号为“汤一面”。后来，兵部将他派往地势险要的陕西孤山担任参将。不久，有故人来访，正好碰上贼寇来攻。他向故人表示要亲自将贼首擒来，不料中了埋伏，一箭中喉而死。于是，他又被文官们嘲为“汤一箭”。汤胤绩是否真正才兼文武，姑置不论，但他作为武将能够勇敢作战，而又热衷文化修养，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他之所以被文官们嘲为“汤一面”和“汤一箭”，完全是因为他超越文官所期待于武官所扮演的角色，即他侵犯了文官赖以生存的“文”。

    明代文官对武官的歧视还具体表现在很多国家礼仪上。例如祭祀，这是古代一项十分重要的礼仪，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本来文武官都可与祭，但从洪武十四年起，武官这一待遇被文官剥夺[10]。

    除了精神上对武官进行摧抑之外，文官对武官的压制尤其反映在对武官职责的干预上。武官被要求培养成一勇之夫，自然要由文官担任的总督巡抚来对他们进行指挥。在总督巡抚之下还有兵备使或海防道，他们名为监察，实则握有调度攻防的权力。在军政方面，人事的任免以及补给、交通各项也均由文官主持。尤为严重的是，在战事发生期间，还有由文官担任的监军御史对武将进行监督，以免他们虚报战功。

    在文官的这种控制之下，武将除了效命疆场之外，在军事上很难有所作为。然而，对真正的军事家来说，他们的使命是完成国防系统工作，而不是仅仅做一个不怕死的战士。应该说，在明代政治军事体制之下，这样的军事家并不多见，但也并不是没有。除明代军事体制尚未建立时期的开国诸将外，万历时期以抗倭卫国成名的将领俞大猷、戚继光即是这样的人物。

    俞、戚二人虽然都是武将出身，但都有着很高的文化修养，都能诗善文，有诗文集行世。但他们又并不属于文人集团，他们的性格和作风与文人完全不同，他们著述的主要成就也并不是文学，而是军事著作。俞大猷著有《剑经》，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实纪》。他们的这些军事著作与文人们所作的兵书不同，完全是他们军事实践的总结。正因为长期从事战争指挥和军政管理的原故，他们形成了自己完全不同于文官的军事思想和行为风格。他们由此出发提出了许多旨在提高军事效率和增强国防实力的改革方案。如俞大猷曾建议组织强大炮船，将倭寇歼于海上。但由于这种建议必将带来部分地集权于武将的结果，因而被文官所阻止。对文官来说，武将所能做的最大改革只是训练一支有个人风格的部队，而不是逾越一位总兵官的权限。戚继光所组建的“戚家军”即是这样一种改革，但即使是这样一种小范围的改革，也屡次遭到文官们的攻击。戚继光之所以取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当时两位有眼光的文官谭纶和张居正的个人支持。谭纶一直是戚继光的上司，他本人对军事怀有浓厚兴趣，甚至亲自上前线杀敌。特殊的军事经历使谭纶能理解和赏识戚继光的军事才华，将他推荐为福建总兵，后又将他调任蓟辽总兵，使他得到发挥军事才能的机会。张居正是一位与明代文官集团的群体性格不同的政治家，他一生的改革事业也可以说是在与很多文官的斗争中度过的。他对戚继光十分信任和支持，二人之间有很密切的私人感情。戚继光出任蓟辽总兵时，有很多文官对他设置阻力，张居正均将他们调离原位。万历六年张居正回老家江陵葬父，特别给戚继光去信通知，说接任蓟辽总督者为可靠的自己人梁梦龙。从这可以看出，对戚继光来说，要得到文官的支持，是十分难得的。而文官们的不合作，甚至说压制打击，又无疑是戚继光最为担心的。为朝廷出力而落到走后门的地步，也可谓报国无门了。

    从相反的角度来看，文官对武将的压制也必然要引起武将对文官的反抗和不合作。前文所述“汤一面”对文官的倨傲即是这种心理的反映。而比这更为严重的则是军事上的不合作。明代维持着庞大的国家军队，但在抵御外侮和对抗造反方面却十分无能。其原因固然有很多方面，而武将的不合作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因此，能够象张居正、谭纶这样真正理解武将并从而有选择地与之合作的文官，实在是凤毛麟角。

    文官与武将的不和，特别是文官对武将的摧压，到明代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时期。它从一个方面体现了儒教中国官僚集权体制的日暮途穷。

（四）文官与民众

    文官集团作为一种政治势力而走上社会舞台，在其刚刚出现的春秋战国时代，是广大平民阶层向贵族集团争夺政治权力的体现，因而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口号培养文官人才的儒家，便成为天下的显学。从那时开始，中国的读书人（也即有志于成为文官的人）无不在言论上以民众利益的捍卫者自居。宋代的张载将“修齐治平”以新的话语方式表达出现，并再次赢得广大读书人阶层的认同，这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很多读书人在行动上也确实是这样做的。但是，也有很多读书做官的人在这方面言行不一，走向了与民众对立的道路。

    明代建国之初，推行严格的吏治政策“贪官剥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现了吏治的清明。但随着文官集团逐渐恢复为社会权力源泉，这种局面不复存在。前面所引僧人慧?关于明代文官们由“还债者”变为的“讨债者”的现实，即是明代文官日益发展为民众利益侵犯者的写照。

    明中期以后官员的贪污腐败，是明代通俗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历史上也多有记载，在此无须多言。值得注意的是，在明代，即使一些未取得官员身份的读书人，只要他具备了生员、监生、举人以上的身份，他就可以享有礼仪、司法、经济上的特权，甚至利用这种身份享受不合法的特权。可以说，在科举制度下成长的文官集团及其后备队伍已经成为一个剥削民众利益的广大的食利阶级。这一阶级数目之大，令人瞩目。以生员为例，在宣德七年，合计总数3万有余，到明末已达50万。

不但正在做官的文士对民众直接压榨，即使居乡的乡绅对民众也构成了极大的残害。赵翼在《廿二史?记》中专门列有“明乡官虐民之害”一条，对此进行了例述，得出的结论是：“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

    这里有必要予以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看待明代民众心目中的清官形象。清官故事的流行在明代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浩大。除了前代的包拯、于定国等清官形象在元人创作的基础上继续丰富和发展外，明朝人又塑造了一些本朝的清官。最著名的有两个，一是海瑞，一是况钟。这两人所生活的时代不同，况钟主要活动于明前期的永乐、宣德时期；海瑞主要活动于嘉靖、隆庆时期，已近明代后期。但两人有一共同特点：在注重科举的时代而非进士出身。海瑞中过举人，况钟则出身于吏职。在明代政治史上，他们对国家大政并未起多大作用。他们声望的取得，都源于他们担任地方官时敢于打击豪强和锐意为民众造福。也即是说，他们把自己塑造为民众心目中真正父母官的形象，代表民众向与压榨民众的官绅集团作斗争。但从思想和政见来考察，则他们并未处于时代的前锋，而恰恰是儒家正统观念的代表。特别是举人出身的海瑞，其政见显得更为迂腐。他除了批评嘉靖皇帝的怠惰外，对张居正的改革也不表赞同。他对维护旧制的热情远远超过了改革旧政。而且，他还是一个对妻子和子女极其残暴的卫道士。

    从况钟与海瑞的备受民众欢迎，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对于明代广大民众来说，他们对政治的认识还处于比较落后。明代社会中存在的文官集团的腐败现象，只能由知识阶层中的部分进步人士从思想上进行反思和批判。否则，即使改朝换代，也只能是一个新的轮回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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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容《菽园杂记》卷二。

[2] 赵翼《廿二史?记》卷三十五。

[3] 陆容《菽园杂记》卷四。

[4] 陆容《菽园杂记》卷二。

[5] 《廿二史?记》卷三十五。

[6] 陆容《菽园杂记》卷七。

[7]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六章。中华书局1982年版。

[8] 见《明史》卷七十六。

[9] 见《明史》卷六十九。

[10] 《菽园杂记》卷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