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知识分子余杰、王怡在知识界一直是“有良知、有道义、有担当、有社会关怀”的高大形象，但是，余杰、王怡二人在访美这一事件中拒阻了郭飞雄参与美国总统的会见，这一访美事件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风波。这个事件对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无庸讳言，这一做法不仅在属世道理上亏欠了人，而且在属天道理上亏欠了神的荣耀。可见，余杰、王怡二人没有真正看见自己的罪。基督徒同样是罪人，他们的罪同样显示了基督徒依靠自己不可能得救，除了神以外人类别无拯救这一基本真理。网友就此展开讨论，指出一些精英知识分子受洗的真正原因在于“市场细分”，这就是由于“精英思想”在作怪！值得讨论的问题是：在当下中国，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信仰？当从对神的仰望中真正觉醒起来的时候，也许正是希望的所在。曾几何时，在专制下一些人找不到出路，于是把希望寄托在上帝那里。基督教在中国怎么一下就流行起来了，时髦起来了，大家言必称基督，言必称上帝。人们对一些基督徒知识分子充满了希望，当伪基督徒的面具被戳穿的时候，是否到了觉醒的地步？！
如果作为草民，你还在对知识分子有所期待，请你再来看看余杰鄢烈山事件和易中天鄢烈山事件吧，大家可以对所谓的“精英知识十分子”不再幻想。余杰在《从体制外异见作者的真实处境说起》里，他在批评鄢烈山时说“衡量知识分子是非善恶的标尺，应当视其对自由民主理念的认同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认识究竟如何”，鄢烈山在还击余杰批评时说“在单纯的言论领域杀头坐牢的风险可以说已经消失；在境外发表激烈抨击当局言论的人，只要不涉及实质性重大事务或国家机密，一般也是进出自由”，两者说的都有道理，怎么判断他们的善而恶？正如一个叫伊非凡的网友所说的“余杰和鄢烈山都是知识分子，他们维护社会公正到底是为了荣耀谁，他们的口舌背后到底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活水做后盾，除了神便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渴不渴，自己知道，论断者的心，上帝知道。”至于易中天鄢烈山事件，说起来也无聊。易中天对狗有同情心，鄢烈山对虐狗者有同情心，后者说话纵然过了，但是，如日中天的易中天似乎也没有必要大加鞭挞。不爱人而爱狗，爱人而不爱狗，都不是健全的心灵。接下来，易中天说鄢烈山“胡说八道”，鄢烈山易中天“吠影吠声”，不过五十步笑百步而已。至于李零事件，可以看到学者的狭隘，新儒家们痛批，北大的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有的甚至上升到人身攻击，让人齿冷。以陈明、蒋庆等为代表“大陆新儒家”，道貌岸然地指责李零是“作家的文采、训诂家的眼界和愤青的心态”，是“指桑骂槐策略导致的扭曲文本，厚诬古人的思维和心态”，实在是门户之见。著名学者刘梦溪认为，李零的解读基本符合实际，并不是游谈无根。至于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多少让人感觉可笑。一个多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为什么十博士这样蛮横？！真正让人惊讶的是，中国社科院哲学所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郑家栋被刑拘一，目前尚在侦查期，警方尚未有结论。但从他利用访美机会前后申请6名“妻子”同往，且均滞美不归的事实来看，可以确定的是，郑已涉嫌犯罪。圈内知名人士如陈明等人发表声明认为此事与儒学、儒教无涉，学者徐友渔也撰文同意这一观点。我却觉得实在荒唐，一个连普通公民都遵守的社会道德，为什么知名儒学学者如此无视？莫非儒学纯粹是学者们的招牌和吃饭工具？个人修养德行在儒家学说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内圣外王”，都是从个人修行出发。李郑家栋是当代名儒，当然也是新儒家学说的实践者，其个人道德行为与术业密切相关，须臾不可分。对词，郑家栋不会不明白吧？“郑家栋事件”凸显了知识人所面临的一个现实困境，学术和生活是两张皮吗？解读基本符合实际梦溪
《读书》换帅事件自然是标示形势动向的重要节点。《读书》杂志主编汪晖、黄平被突然更换，不禁让人对于思想讨论最终诉诸“组织解决”而个感到悲哀！对《读书》换马，知识界多有唇齿之痛。《读书》所面临的困境，就是思想在当下中国的困境。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面临这个问题。这不仅是自由主义抢夺阵地的问题，而是当局将舆论对于知识界的又一次收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区别真的那么不可调和吗？共同的敌人又是什么？在对《读书》事件的讨论中，我也读到太多自由主义者轻蔑的话语。应该摒弃派别门户之见，将这个事情看作有社会责任感，追求思想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共同面临的问题，而不单是所谓左派知识分子的问题。
汪晖无疑是在九十年代形成具有左倾倾向的批判知识分子群体中有代表性的一个，也是著述最勤，思考最多的一个人。尤其是他的《当代思想现状和现代性问题》一文，是很大的贡献。所谓"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论争"的后面，从一开始的思想论到后来挣怎么就变味了？而《读书》事件的最后这"一出戏"，也表明了知识界内部的这种声音与体制的暴力有着呼应，甚至"合谋"。问题是《读书》和汪晖究竟触犯了知识界内部什么人的利益？是"主义"之争吗？我看未必！因为事情展开的过程并不像有些人鼓吹的"主义"那样，甚至是跟他们的"主义"刚好相反。汪晖们不断强调思想和学理上的理性的即正常的探讨与交锋，但当他们这样强调的时候他们发现自己是错的，因为没有人会傻到与这样几个思想与学术上的高手在思想与学术上进行正面交锋。他们只要用一些独家秘制的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政治暗器，就足以使对手中箭落马。这是汪晖的天真幼稚，也是中国知识界的悲剧。
《读书》从汪晖、黄平以来，实际上完成了一种脱胎换骨的转变，即由一种观念启蒙、文化熏陶的刊物，变成了一个思想探讨的前沿阵地，不再只是某种有些自恋的文人趣味的排泄物。这是一个显著变化，这种变化使《读书》对社会生活具有了一种干预能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世关怀。这是“汪晖、黄平时代”《读书》的价值所在。《读书》从学术上去关注现实，提出问题，介绍新知，开展评论，保持批判锋芒，不作花瓶、摆设的消闲读物。这是《读书》的精神价值所在。警惕某种极端病态的、自恋的、甚至有害的“人文趣味”局限性！一些身处都市的知识分子不去反思自身的眼界有什么局限，对于中国最为巨大的危机和变迁闭目塞听，认为《读书》只发表一些文学性的文字才算是有“人文气息”，对于这样的观点必须批判。汪晖的声音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是的，正如一位教授所说的那样：面对这一些事件，知识分子可以选择沉默，但沉默就是默认。如果把类似事情视为理所当然，甚至从中捞得好处，那就更糟了。面对共同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糊涂，不能麻木，不能顺从，相反我们应该挣扎，我们应该寻找、应该努力……但是，环顾四周依然充满着“狮子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 ……
从更广阔的空间来看，“张鸣事件”、“旷新年事件”、“邹恒甫事件”、“余杰王怡事件”、“余杰鄢烈山事件”、“易中天鄢烈山事件”、“李零事件”、“《读书》事件”、“郑家栋事件、“十博士抵制于丹事件”，这是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共同困境，也是中国文化面临的共同困境，也是当下正处于转型时期每个人面临的共同困境。
今天，再来重复谈论“知识分子”这个话题，深刻地反应了我们内心的焦虑与绝望。经济、政治、精神文化上的无数问题已汇聚成一股强大的社会问题情结，积重难返，它深刻地影响和渗透进作为个体的人的灵魂，压抑和恐惧笼罩了国人的心灵。虚伪、虚假、无耻、冷漠、恐惧、无望、绝望，渗透和笼罩了这个时代的知识人。反映出来的是一种价值颠倒、人性沦丧和人格分裂，一些既得利益者为自己的“精神分裂”而沾沾自喜。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主要是生存处境的尴尬和权力的专横和残暴。别说北大清华这样的高校，堂堂的部级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权力垄断下的地盘，给你多少你吃多少，中国社会科学院比北大清华穷多了，这里的国内外最知名的学者，为了每个月的一等津贴――2500元，争得头破血流乌眼青的，社会上知道的很少，许多人都知道厉以宁教授讲学可以拿到10万元，可是全国不就一个厉以宁吗？一方面是广大教师待遇低，另一方面却是人文精神丧失，无法坚持知识分子独立精神与自由思想。很多高校经济窘迫、陷入财务危机，利用银行授信，疯狂贷款大兴土木，学术腐败盛行，上至院士、博导，下至研究生、大学生，抄袭剽窃成风，巧取豪夺成性，弄虚作假为常，欺世盗名为荣，名牌大学已沦为江湖，著名学者公开为强势集团辨护，上市圈钱、与民争利、为外国培养高精尖人才。大学精神、人文理念在追名逐利中不断丧失，不少大学教授争相入仕互相排挤。这些名校培养的学生很多缺乏社会责任感，只不过是国外名校的生源输送基地。在这个焦灼无望的市场经济时代，独立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种缺席。当代的一些知识人也成了欲望的奴隶，谋取名利，丧失廉耻，使用着各种能够成为“爆发户”的卑劣手段。
怎么拯救中国知识人的精神分裂？一是消除自我。将自我融入于一个外部世界的庞大的集体性存在中，生命个体把自己交给了集体，成为一个作为集体之一份子的存在物，以弥合自我所不能承受的心理诸元素间的分裂。二是自我神话。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担负着天命的先知或圣人，妄想自己无所不能。并借着某种对被设定为“异端”的东西的攻击和毁灭，来获得一种被妄想出来的庞大感。比如，在国内著名的网站天涯社区，这里的“关天茶舌” 版块出现了一批“茶舍基督徒”，这里所指的主要应该是某些文化基督徒，嘴上宣传谦卑，实际上盛气凌人；教内相互谦卑，教外则居高临下。他们以为找到了磐石作为依靠，表现出坚定的执着和狂热，就可以继续理所当然地精神分裂下去，却不知道耶稣在他们那里更像是招牌，而不是救主。的确，基督教不会提升任何一个人的地位, 相反他需要一个个的谦卑的人，真正的基督教里没有骄傲,，一切都是主的荣耀。在这点上他们不仅距离鲁迅自觉背负罪恶的精神重担很远，而且距离耶稣更远。十分明显，这两种拯救精神分裂的方式都有负面效应，无法解决存在于精神的实际分裂。精神分裂症的社会是一个双重奴性的社会。它的人民既服从于物质与金钱的利诱，又服从于权力专制和政治利益相混合的双重的威逼利诱。正如野航网友所指出的那样：因为体制的缺陷，集体性的腐败，社会性的腐败已经成为普遍现象。思想仍然受控制，言论依然不自由，民主仍然只是一个谈话的题目，人民仍然常常遭受官僚行政系统的压迫伤害。可是人们对此大多箴默不语，知识人尤其是令人悲哀一个群体。人们仍然是思想控制下的奴隶。同时又成为了物欲控制下的奴隶。
2007年9月9日 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