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文化不能革命
看中国近代史，两字最突出：“革命”。一是从政治上革，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是从思想上革，从新文化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革命都把矛头指向“传统”，指向封建主义、儒家的“仁义道德”、传统礼教。革了一百多年，到今天，仍然不见得彻底。而“不彻底”也似乎是中国人对“革命”的一贯评价。搞辛亥革命的说戊戌变法的不彻底，信仰马克思的也说资产阶级的革命不彻底。说只学器物不彻底要改革政制，后来又说在制度上变革不彻底还要改变“国民性”。以致后来，看着那本历史书，我就想，怎么才算个“彻底”法？来个全盘西化好了，却又大嚷 “不符合中国国情”。把儒家学说、孔孟之道推翻打倒好了，中国人闹了十年，现在却又后悔了。
看十年文革史，我更反思这个“彻底的革命”问题。中国怎么革了百多年，希望摆脱贫困，结果却仍出现饿死人现象呢？怎么革了百多年，希望打倒封建专职，最后却出现了最彻底的专制和个人崇拜呢？曾在胡适的文集里看到这样一种观点：“彻底的革命导致彻底的专制。”按文章意思理解，他的“彻底革命”是指暴力革命。然而美国的革命就不暴力吗？怎么美国就走向了民主？西方的革命和中国的革命究竟有什么不同呢？问题出在哪里呢？后来，看了一集由朱学勤主讲的《世纪大讲堂》，他的观点值得一思。
朱学勤教授把1640年以后的世界近代历史上的革命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英美革命，他称它为小革命的模式；一种类型是法俄的革命，我姑且相对应地把它称为大革命模式。这个大小主要区别在于，“大革命”不只在政治层面、社会层面上革，还进入到文化层面，而“小革命”是绝不触及文化的，它还以法律的形式确定说，文化是不能碰的。
进不进行文化革命，会使革命的结果大不相同。朱教授认为前一个英美类型的革命，是走出中世纪的革命。走出中世纪的革命就是要求的是政教分离，政治归政治，文化归文化，政教分离，这个是中世纪和现代两个社会发展阶段根本的差别之一。而法国革命、俄国革命的这个类型，却是以与传统决裂的形式，最大规模的复制它要为之决裂的那个传统当中最不好的部分，即政教合一。它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面貌，来恢复中世纪的政教合一。
中国后来的革命正是法、俄模式的。戊戌变法、国民党建国，把中国建立成资本主义国家的多次尝试失败后，中国的思想家、文化人把矛头指向文化。新文化运动是个典例。在新中国后备受推崇的鲁迅就是骂中国传统文化骂得最恨的，他说儒家的礼教是“吃人的礼教”，中国人的国民性就是“做惯了奴隶”。他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是国民性问题，要改造国民性。这个观点影响了之后一代的知识青年，甚至在现在的中国社会仍有强大活力。毛泽东是“五四”青年啊，他也极推崇鲁迅啊，明显是非常赞成这个观点的啊。所以，朱教授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除了政治原因，感到政权的危机，还更因为这个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有观念：一个国家的兴盛不在于制度，而在于国民的文化，国民的性格，所谓的国民性。这种文化决定论引发了很多认识上的谬误，朱教授提倡把文化从社会发展中抽出来，社会发展关注的应是制度创新。
然而，我认为这种简单的抽离不可能根本解决问题。其实历史上的每次变革，首先想到的是制度，制度上的尝试不成功，人们才转向文化。而且，也不能否认，文化思想的解放是有利于制度创新和推行的。问题只在于，不能进行直接的文化革命。
为什么这种文化革命不可行呢？它们的初衷是为了解放思想啊，是为了让每个人得到自由，怎么最终反变了思想专制呢？我想，问题出在文化革命所采取的“强权否定过去”模式上。
思想之间的碰撞存在于学术界、文化界上很正常，也很有益。然而当“强权”，即当政势力介入时，悲剧就开始酝酿了。一个政府说“否定”与学者们的“否定”是两回事。后者的否定是可被驳回的，它导致的是争论。譬如改良派与革命派之争，他们都不是完全的掌权者，所以这种争论再激烈也不会导致悲剧。新文化运动固然影响深远但也没有导致悲剧。然而放到“文化大革命”，情况就不同了。发起者是毛泽东，是一国领袖，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导师”，是政权当局的最高领导人。当他说“否定传统文化” 时，这种否定就不再是可辩论的了。“否定”变成“打压”。这种打压的原意可能是为新的思想创造空间，然而在这个过程中，无形推高了新的思想。情况容易变成，用新的统治颠覆旧的统治。新思想成了新的专制思想。
如果“彻底的革命导致彻底的专制”这句话有点道理，那么我想“彻底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文化革命。
文化不能革命，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呢？政府不能直接评论文化的错对。区分出“对”“错”就没有了讨论的空间。空间是“自由”赖以生存的，没有空间，则无所谓自由了。所以，政府的责任只在于创造平等的空间。当空间存在了，自由成为可能，相异的声音自然出现。譬如，西方的天主教退出思想统治领域并不是通过政治行为达成的，而是在政府保证了宗教自由的情况下逐渐实现。
没有自由言说的空间，文化的复兴或发展无从谈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