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 ]从诺贝尔奖看中国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就像一煲汤，即使没有机会喝，但闻一闻过把瘾，也总还是有机会的。有些想法的人，闻过之后，便开始对这煲汤品头论足。认为这是一煲什么样的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诺贝尔这烫里到底是用什么来熬呢？为什么那么多人梦寐以求在期盼？难道喝了这汤，便可以包治百病？可以长生不老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既然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奖，就得有人去评，就得有人去领。什么人有资格去领呢？诺贝尔先生临终遗愿就是“奖给那些终生为人类理想奋斗并取得一定成就的人。” 那么谁在为人类的理想奋斗？谁有这样的资格？最终的获奖者是否都达到了这个要求和标准？当然这是后话了，也是那些评委的事情。而公众有言论自由，每年结果出来，赞成与非议、支持与反对的，都很正常。任何一个奖项，都不可能有百分百的公证，况且每年只评一个人。但我相信，不管这些评委智商再怎么差，也不会差到要把这个奖发给中国人。
当下不管是文人非文人，只要谈到中国文学的，貌似就都无法避开鲁迅。好象不谈到鲁迅，既会被别人当无知。在泱泱大国里，如果鲁迅泉下有知，定会“恶骂”你们这些不争气的子孙。这不仅是鲁迅的悲哀也是我们每个搞文学人的耻辱。试问，你们这些文人，到底在写什么样的作品？你在为谁写作？你为什么写作？知趣的会说，我在为自己写作，不知趣的可能会说，我在为祖国写作。没错，你在为祖国写作是正确的。但你知道你的祖国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作品？你是否读懂了你的祖国的人民的需要？他们缺少什么？渴望什么？纵观当下中国文学写作，几乎都是一派谎言，没有一部作品是直面现实生活的写作。包括最近搞的最有实力的作家评比中分数领先的莫言及比较领先的余华、格非、苏童等，这些披着先锋的皮，干着却是与真正先锋精神背道而驰的写作，谋取不正当利益(名誉)。我的理解，当下所谓的先锋写作，即“现实主义”写作。越现实就越先锋。那种故弄玄虚或故作高深玩弄词语的、看似“一切皆有可能”的写作不是先锋写作。先锋写作就是把生活的迷雾一层层剥开，让生活的本质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不管是痛苦还是快乐、丑陋还是美好。写作的真诚的即是做人的真诚。而诺贝尔先生所说“理想”主义，在我的理解，就是实现主义写作。这种现实写作，包含着一种自由的精神。为自由而平等的精神而写，是一个作家的“理想”，同样也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理想”。假如这样的“理想”，必须放在某种背景下去实现，那这样的所谓的“先锋”和“精神”，是值得怀疑的，也是虚伪的。但为什么这些作家，还要被冠以“先锋”称号呢？就是因为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真正的大师。没有真正的“先锋精神领袖，山中无虎猫为王，就是这个意思。加之我们中国人，喜欢树立一种精神“榜样”，以满足自己同样无聊而空虚的“灵魂”。故写得有点样子，姿态稍为有些过激的，便把之当“榜样”顶礼膜拜。中国人喜欢撒谎的优点，被中国文人发扬得淋漓尽致。而中国人还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自己没有能力去实现的“理想”，往往会把它寄托到别人身上。这么一折腾，便造就了这么一个幻象：把天上飘飞的云雾当飞鸟，为之鼓与呼。
就莫言而言，近几年，几乎一到诺贝尔文学开奖，说到中国谁最可能获奖时，没有不提到他的，似乎他就是中国最应该拿奖的作家。怒我无知想不通，莫言哪部作品有这个高度？哪部作品达到诺贝尔文学的要求？是《檀香刑》？还是《丰乳肥臀》？说实在的，单从书名来看，前者尚有点神秘感，但像《丰乳肥臀》这种书名，一看就知道纯粹是为了吸引别人眼球而已，这样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人凭什么资格获奖？读之后呢？只能让人相信，莫言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甚至连自称是对讲故事很有天赋的我，都有些可望不可及。编个自以为是很新奇的故事，再用上几火车皮的语言的堆砌，如此丰富的语言的写作，不得不让人联想到猪肉。而写作不像养猪，猪越是肥大越好，不能吃的肥肉还可炼油。而以莫言贾平凹等为主的这一代中老作家的这种语言的堆砌的小说还如猪油值钱。但写作正好相反，写作需要的是精神，这种精神就是一种“骨头”，也就是骨气。骨头越大，也就是越有骨气。这种骨气，包含一种反叛精神，包含一种与传统对抗的的霸气和野心。莫言曾说：“我写作时，我就是皇帝。”但事实上，他只是在说谎。我在读到他的作品时，压根儿没有看到他作为“皇帝”应有的的胸怀与气度，没有为人类的“理想”而书写的坚定立场和思想，看不到任何有建树的创造精神。莫言的简介上还写着：1989年秋入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学习。于此我可以大胆预测：凡是在中国获过大奖、凡是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的作家，200百年内都不可能有机会与诺贝尔文学奖沾边。如果有人放话，谁谁已成为诺贝尔奖候选人，你即以此二条作为参考分辨真假，绝对可靠。而如果鲁迅泉下有知，以他命名的学校培养的都是这些没有出息的作家，肯定气愤得要“弃文返医”，以免死了还受这些不争气的子孙之罪。
在写这篇文章之际，我还搜索了一下，发现莫言还获过不少大奖。2001年《檀香刑》获台湾联合报2001年十大好书奖。2002年《檀香刑》获首届“鼎钧文学奖”。 2004年4月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包括《酒国》（法文版）获法国“Laure Bataillin”(儒尔.巴泰雍)外国文学奖。再看看外国人给莫言的获奖评语：《酒国》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实验性文体。其思想之大胆，情节之奇幻，人物之鬼魅，结构之新颖，都超出了法国乃至世界读者的阅读经验。这样的作品不可能被广泛阅读，但却会为刺激小说的生命力而持久地发挥效应。于此我不得不联想到中国人每年的这些五花八门的大小评奖活动。这些奖其实就是一种娱乐而已，有识之士都知道这些奖是什么回事。把这些奖发给这些人，就相当一种娱乐。因为这些作家心里很清楚，自己写的这些东西，也只是一种娱乐，说得严重点就是愚弄人，当然首选是愚弄他自己。反之，能把娱乐当着一种严肃的事情来做，对于中国作家来说却是一件乐此不疲、冠冕堂皇的事情。这种看似荒谬的事情，看得多了，人们心里麻木了，心安理得了。慢慢地，这种看热闹的事，成了他们生活中必须期待的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有机会参与更好，没机会参与的，也要过把嘴瘾。事情就这样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长成起来的作家，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的表象，轻易把“无知”当成大师。而真正的大师(假如有)，只能承受被冷落甚至被嘲讽不懂人性世故，最后不可避免孤独死去(不过到现在，我倒没想起有过这样而死去的大师)。不愿意去死、而又不想放弃写作的这部分人，只好转变策略，写些二三流言情小说，一边娱乐这个社会一边苟且偷生，这其中包括已经故作家张爱玲女士。张爱玲生前处心积虑的写作并没有换来太多娱乐条件，倒是死后开始被这些后来者拍成电影娱乐消遣，搞得年轻人谈到文学史时必提“张爱玲”，并以此来眩耀自己是多么的不无知，这是近乎残酷的误导。近的有被喻为混爷的王朔，作家一个小说家，王朔其实早已经被历史的大雨从文学的大街上冲到下水道里。这种把文学当成人生来“玩世不恭”，是逃避实现的一种态度，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有什么值得你们如此的关注？不服气的，你可以再看看他的小说，写的都是什么东西？这种垃圾文字竟然还有人把其往诺贝尔文学奖边上扯，难道真都应了王所说的“无知者无畏”？中国人这种理所当然的“玩笑”，假如让诺贝尔先生听到，不知有何感想。
但王朔并不甘心就此堕落，在下水道里沉睡了几年，使出隐身解数带着些许貌似“圣人”的姿态游到岸上。眼睛还没擦亮，便糊里糊涂和八十年的勾搭上，不得不让人怀疑其智商有问题。这边大骂郭小子抄袭的无耻，罢了又和寒小子挤眉弄眼。其目的就是为挽回一些过时的人气，出本“垃圾”赚取些人民币。谁都知道，那些说付了多少多少稿费的，百份百都是昧着良心进行炒作而已。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你是《红楼梦》的作者呀？读者的眼亮可不是那么好蒙的。一个老过时人连面子都不要了，为了那么丁点利益，拜倒在一个乳臭未干却有着超级人气的文学爱好者脚下，并互相吹棒，恶心程度要拿宾馆作等级来比喻，绝对超过五星级。虽然中国也曾出现过像朱文这种比较有才华的作者，但因为无法坚持直面人生的信念，很快就如烟花一闪而过，令人深思。更多的所谓的文学青年，更别说是搞文学创作，就连被文字搞的资格都没有。这些动辄被某些所谓的评论家称为“新势力”“新锐”的青年作家，不过都是在重复一些老作家的步伐，在原有的空间里打转转，喃喃自语，写些不知所云的家长里短。看不到任何新尝试和新思想。尤其近年来的作品，甚至有倒退的趋势，在这里，我就不一一点名，主要是这些人还没有资格让我在这里点名批评。
中国诗歌与小说相比，显然更胜一筹。诗人勇于面对真相与现实的精神，足以令当下的中国作家无地自容。从以艾青为代表的“归来之歌”，到从以北岛为代表的“朦胧派”，以及后来的韩东伊沙作为代表的口语写作。虽然北岛后期的创作没有什么突破，但他组织了多多和芒克创立的《今天》，可以作为中国诗歌史上一面标志性的旗帜。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诗歌史开始产生了更大的格局，“口语”写作迅速占领诗歌写作现场。其中最具代表性人物当属伊沙。伊沙桀骜不逊的性格和独立的精神在民间具有非凡的号召力，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年轻人纷纷加入到以口语为主的创作行列中，一批不图名不图利的诗人渐渐走到了前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沈浩波。而后其组织的“下半身”写作概念，给中国诗坛注入了无比新鲜的生命力，给中国诗坛带来的震动和影响甚至超过了当年北岛创办的《今天》。
“任何艺术的切入口，都是从现实开始，要找到这样的正确而恰当的缺口，必须有着对事物敏感而锐利的洞察力、判断力及悲悯的情怀。诗歌艺术的切入口的“刀片”则是“口语”，贴切的“口语”如一把锋利之刀刃，直达事物的要点。真正的“口语”写作，都是需要很大的智慧、胆量和勇气。“口语”最鲜明的特点就是有助于让被蒙骗的人们更直接地认知事物的本质、分辨出生活是非。“口语”之外的一切貌似深奥的空中楼阁的书写和无病呻吟的抒情都是失效的写作。”这是我在某诗会上对“口语”写作的一次表述。当然，目前还有不少以所谓的诗人的名义，在诗歌创作中胡弄是非，颠倒黑白。更愚味更悲哀的是，其中某些年轻人竟然还玩起装神弄鬼的文化。至于以西川作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到今天为止，都只能徘徊在实现生活的大门外自生自灭的幻象写作，不值一提。
近年来，他们不断呼吁作家和诗人们，要关注实现，关注草根生命，但事实上，结果是否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给予了关注现实的作家和诗人的支持？我想没人比作家诗人本身更清楚了。离生活最近的艺术才是真正的艺术。离现实最近的写作才是伟大的写作。但目观四方，现实中能容“现实”写作立足之地的，可以说少之又少，甚至连这些少之又少的空间，还不断被手握话语权的“高人”以所谓的“好作品”进行挤压和排斥。在这里引用诗人徐江的一句话：在关于人类智识的话题上，我绝对是个悲观主义者。伊沙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诗歌《饿死诗人》，多年过去了，人们会无休止责问伊沙为什么没有被饿死？在你们的眼里，难道活着就一定比死好过吗？我看未必。相信伊沙自己也有更深的体会。所以他没有让自己“饿”死，即便再困难，面对的现实再残酷，也要活下来。他曾经说过，历史是靠自己去争取的。这不能只肤浅地认为是名利之争。这是作为一个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诗人，为真正艺术战斗到底的决定和信念。对于有良心和敢于直面人生的诗人，活着与死亡一样不容易。
近年来，韩东等老一代口语代表诗人已渐渐退出诗歌现场的写作，既使偶尔写写也很难有超越。而伊沙却像一头强壮的公牛不仅在诗歌创作上显示旺盛的生命力屡出佳作，还创作出了长篇《迷乱》《狂欢》《中国往事》等系列小说，显示出一个智者的独特的视角与发现。一个正直的人，不管他是写诗还是写小说，都应该值得我们期待的。
基于以上问题诸多原因，中国人100年内不可能有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00年以后，即使有人获奖，也必定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