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的花园，城市的谜题

廖炳惠/文

     把历史记忆与文字之谜汇通，大概是帕慕克最为可观的面向，特别他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及许多欧美电影、小说的历史场景一一搬出，与伊斯坦布尔的男女感情或人际纠葛彼此交错，让《黑书》的每一个章节、段落都充满了文字谜题与神妙解答。
    年轻的律师卡利普（Galip）回到家，却发现爱妻如梦（Rüya，在土耳其文是“梦”的意思）不告而别，因此他开始各处寻找她的下落。卡利普与如梦是堂兄妹，从小青梅竹马，他怀疑妻子是回去找她的前夫，或者与她的同父异母兄弟耶拉（Jelal）在一起。耶拉是媒体名人，在报纸上的专栏文章，大家争相传诵，而且在有关城市的书写里，处处留下各种宗教、政治、哲学、历史、地理的符码，透露出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顺理成章地，卡利普不断从耶拉的旧作及稿件中寻觅爱妻的踪影轨迹，在伊斯坦布尔各角落出没，甚至住进耶拉的房子，成为他的代言人，直到他呼唤爱妻的文章引出耶拉的老情人及其善妒的先生，终于逼使耶拉在三四角恋爱的谜情关系里遭到枪杀，而同行的如梦也被流弹射中，香消玉殒。然而，故事并不如此简单便结束……
    《黑书》（原文作Kara Kitap，1990年出版，英译1994年，最近于2006年又推出新译本）受到劳伦斯?斯特恩的《项狄传》及博尔赫斯的魔幻侦探小说（如《死亡与罗盘》）的影响，大致是有迹可寻，尤其斯特恩在他的小说里即以整面“黑”页去表达“不可解释”、“无法理解”或“离奇死亡”，而且小说里主角与叙事者托比叔叔的辩证结构，及情节不断节外生枝的百科辞典式援引各种看似不相干的故事，在很多细节上均令《黑书》的读者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虽然书名以“黑”为准，其实色彩、声音之缤纷，故事之错综，从第一章起便令人目不暇接：如梦是在“甜蜜而温暖的黑暗中”熟睡，但其床单、被褥与周遭的一切其实都丰富得让卡利普无法掌握爱妻“脑袋里此刻正上演着何种美妙的事件”。这一幕写活了所有夫妻彼此之间的好奇、猜疑与迷情，而且也富神奇的自传意味（帕慕克的父母结婚二十五年，最后终于离异，而他自己最近也与结发近二十年的妻子分手）。在如梦“梦境”的记忆花园里是什么呢？“别想，别想！如果你想，你一定会醋劲大发。”当然，越去压抑，醋意越是一发不可收拾。整个故事也是在此一基调之下展开，同时不断围绕一些卡利普最为熟悉的亲友、城市及历史去铺陈。

    在结构上，整本小说共分三十六章，每一章均以一个或两个引言开始，且与叙事体产生若即若离的辩证与呼应关系，这种对位安排，如在单数章，大致围绕着卡利普的思想、记忆与境遇，而偶数章则以耶拉的专栏内容及引发的论述作用去发展，可说一动一静，富于外延与内省之张力，同时也与卡利普的寻寻觅觅，由失落自我到坐拥或取代他人之书写，乃至与叙事者“我”（耶拉与作者本人）呈现多元位势的交错、汇合。事实上，不只卡利普与耶拉的认同关系极其混淆，卡利普的老同学与旧识也告诉他：她常认为自己是如梦。耶拉在他的专栏中更与土耳其的许多军事政变、革命、暗杀、阴谋、迫害、秘密警察及各种监督、检查单位形成神秘的先知、预防或共谋、背叛的关系，在想象与真实之间摆荡。因此，《黑书》的主题可说是叙事认同、文化记忆与虚拟现实的问题，而在种种的叙事认同的纠结之上，更有帕慕克本人与卡利普或耶拉的彼此融合之处。毕竟帕慕克早期修习过新闻学，也在大家族中成长，其描述的家族小区生活，乃至他所熟悉的城市百态，在这部小说里确实有着难分难解的交织。

    故事从卡利普的童年开始，不过，谜题及无法解开的空缺、缝隙、真实比那种中规中矩的直线叙事要更加曲折、神秘，如卡利普从小便读耶拉的专栏长大，但耶拉似乎并不比他年长，而卡利普对如梦的爱慕一直未断，但中间有一大段却是空白，因为如梦曾经嫁给他人，之后又离婚，“前夫”是谁，何以如梦会如此选择，在叙事体里却没清楚交代。小说的结尾是王子说书，之后是卡利普及如梦追忆往事，俨然如梦在前面三十四章的活动完全不算数，可算是极其扑朔迷离。

    第六章的班迪师傅所制造几可乱真而且似乎比现实人物更加真实的“假人”，可说是帕慕克在《黑书》的叙事认同最具象征意义的段落。拟态化身的“民间艺术”一方面道出叙事与社会对应模仿关系，另一方面则凸显土耳其在“西化”或“现代化”过程中，人们纷纷“披上”西洋外衣，“相信自己也跟着变成了另一个人”，崇拜舶来的程度已经到了抛弃传统、“重新做人”的地步：

    西化的热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男士们抛弃土耳其毡帽，换上巴拿马帽，女士们则剥下面纱，蹬上高跟鞋。

    当今的土耳其人不想再当“土耳其人”了，他们想当别的。那就是为什么人们大力提倡穿着正式服装、剃光胡子、改良语言的发音和字母。另一位商店老板则简洁地指出，他的客户其实不是要买一套衣服，而是要买一个梦。他们真正想要购买的是一个梦想，希望能变成穿着同一件衣服的“别人”。  

    在帕慕克的笔下，警察、军队、政府、宗教及官僚检查机制均有其既具暴虐、可笑而又与百姓之嗜于“被虐待”的惰性或反动性格，彼此互为因果，持续强化其历史与政治梦魇。某种程度上，这些描述其实“预告”了帕慕克后来因为直言无忌所招惹的政治迫害及法律诉讼，也因此让土耳其在人权上有了污点，迟迟无法被欧盟接受。他对警察的酷异观察可说是所有第三世界均感同身受而又苦于不敢明讲或暗讽的，尤其针对领导者往往通过抄袭的方式，将他人的意见窃为己有：

    有趣的是，三年前当他政治生涯最为活跃时，他曾以化名发表了一些“全球分析”，如今却听见总理一字不漏地复述他当时提出的政治解决办法。可以想见“这些人士”手下有一个消息灵通的情报单位网络，负责清查国内所有出版品，再冷僻的也不放过，然后把有需要的信息呈报“上去”。

    不但媒体与政治之间有微妙的检查、共谋或遭官方“全面挪用”，而且，媒体其实与欺骗、国家的操弄，似乎是一体两面：“我杀你是因为你诱拐了我们所有人、整个国家，你骗了我们，你用哗众取宠的题材、暗示性的修辞、一针见血的文笔作为伪装，掩盖住你无耻的梦想、可笑的恐惧和随性所致的谎言。”也因此玛哈姆说他有正当的理由去“公报私仇”，将枪杀耶拉这一报界名人及妻子的男友，视作是为大众“报仇”，以便国家可从虚假的妄想梦幻中重新苏醒，忘掉以往的错误：“整整一星期，我搜遍城市的每一寸土地，寻找你的踪迹，终于明白唯一的解决方法：这个国家和我必须忘掉我们所学到的一切。是你自己写的，我们最终要抛弃所有作家，经历他们最初的殒落到最后的葬礼，直到他们永远沉睡在遗忘的无底深渊。”不过，反讽的是耶拉的专栏也道出秘笈，是“文字之谜与谜之失落”，不断拉开“另类的第三空间”、“黑暗角落”，带领大家进入客观与主观之外的世界，穿过了虚伪，提供种种神启般的线索。是在这种多重的体悟下，卡利普在“镜像阶段”，不仅看到文字的含意及别人的面具，而且也将之普遍化，去重新体会记忆之中“所有过往的悲伤”。电影则将这种脸孔、文字及世界的含意作了无穷的延伸与拓展。

    通过这种方式的“拾荒”文字记忆及历史残留痕迹，叙事者将博斯普鲁斯海峡所连接的东方与西方、现代与过去、自我与他人、虚构与真相，整个挖掘出来加以从内引爆或重新寻梦：“海滩上的拾荒汉，过去靠捡拾被巨浪冲上沙滩的锡罐和拜占庭钱币讨生活，如今他们将发现别的东西：像是咖啡磨豆器，多年前被洪水从滨海区的木造房子里拖出来，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深处；上面的布谷鸟已长满苔藓的咕咕钟；以及贻贝包覆的黑色钢琴。到那时候，有一天，我将会钻过铁丝网，溜进这个新地狱，去寻找一辆黑色的凯迪拉克”。

    这种历史记忆与文字之谜的汇通，大概是帕慕克最为可观的面向，特别他将奥斯曼帝国、土耳其及许多欧美电影、小说的历史场景一一搬出，与伊斯坦布尔的男女感情或人际纠葛彼此交错，让《黑书》的每一个章节、段落都充满了文字谜题与神妙解答。要进一步去体验，得要读者自己去打开这本小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