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用爱包裹的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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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汪国真热起来的时候，年轻诗人们的母亲可算吃够了苦头。相声《如此诗人》里的母亲每天忙着给儿子倒洗脚水，因为儿子每次诗兴一发，就要踹翻一次脚盆。好一点的诗人不会惹出这类麻烦，但是动不动就要自杀那种的，更教家长操心。当年阿尔弗雷德?德?维尼发表了《查铁敦》后，巴黎的文青中掀起了一股效法查铁敦的自杀热，只为博一个身后之名。当上这些人的母亲，那真叫欲哭无泪。
    德?维尼自己的母亲倒是幸运的。儿子成了大器，还能把自己的诗作拿给她看，这位名叫玛丽的母亲拿出了职业教师的风范，用铅笔大大方方地做了修改，而且改得维尼心服口服。拉马丁的母亲也很欣赏儿子能写诗:“阿尔丰斯写出杰出的诗篇……在我们看来，具有出色思想的美和高尚。”孤儿卡罗琳的运气要差一些，他的儿子夏尔?波德莱尔虽然才华卓异却不肯用功，早早迷上了文艺评论和写诗，写出一些令她无法理解的东西。最惨的是兰波的寡母，为了把他从放荡和丑闻的漩涡中拯救出来，维塔莉一封接一封信苦口婆心地劝，署名不用“妈妈”，而是“兰波的寡妇”。
    18、19世纪法国文学流派的嬗变不仅挑战着批评家和公众的审美，也在考验诗人母亲的耐心。真正的“逆子”能成大家的少之又少；兰波是个太特殊的人，他背负着“通灵者”的使命，这使命似乎令他不得不忍痛撇下可怜的母亲远走高飞。维塔莉的确爱儿子，千方百计要让浪子回头，可是她在收回兰波――当时他已截去一腿不能再乱跑了――后却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冷漠，借口要照顾女儿伊莎贝拉而早早离开了他。她受伤太深，无可责备。子欲养而亲不待――这句话不管正说还是反说都是亲情复杂性的写照:母亲的内心深处多少怀有求恩的愿望，哪怕这种愿望总被或隐或显的自然之爱所遮蔽。
    诗人的灵感与这些爱息息相关，母爱的过剩或不足都会对他们的作品产生直接间接的影响，不必套用精神分析的陈词滥调，都可以看出(男性)诗人的精神世界多么需要来自母亲方面的一个向度，或者扩而大之，他们的生命就需要经常感受一种女性光芒的照耀，这在《母亲，我的千思百虑》一书中引用的大量诗作足以看出；而作为早熟的个体，他们也很早就察觉到一条用爱包裹着的锁链，它试图诉诸柔声细语、款款温情，悄悄地锁住不羁的心。是自觉接受束缚，还是若即若离，此分彼合，抑或猛烈挣脱？一般的诗人都选择了中策，他们至少能让母亲在年事已高时享受儿子的声名，发出欣慰的一笑，所以，纵然波德莱尔英年早逝，纵然民族主义诗人夏尔?贝玑战死疆场，他们的母亲还都算是幸运的。
    纳塔莉?考夫曼这本“名母传”不算高级八卦书，它最可读之处不是名人被披露的隐秘，也并不在那些隐现着恋母情结的诗句，而在于母亲们在诗人的性格影响下的举手投足、内心活动。作者从各种传记、回忆录中拣出的相关情节详略不一，时有粗疏之嫌，唯有这一种共性贯穿始终，仿佛诗人们各人以自己口吻回忆往事，最后合著成这么一本书。很少有母亲至死紧抱着锁链，不愿理解和宽恕儿子的，哪怕后者从事的是“诗人”这种社会高危职业，但这还不足以给人以诗人的勇气，因为不要忘了，这些佳话毕竟发生在诗歌还贵为文学桂冠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