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三题
一、尺牍和书：浅谈周作人之书信观
所谓尺牍，周作人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说：“尺牍即此所谓信，原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文章也是寥寥数句，或同情愫，或叙事实，而片言只语中发有足以窥见性情之处，此其特色也。”《日记与尺牍》一文中说：“日记与尺牍是文学中特别有趣味的东西，因为比别的文章更鲜明的表出作者的个性。” “中国尺牍向来好的很多，文章与风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还应能显出主人的性格。”这里所强调的其实都是一点，即好的尺牍要说真话，不矫揉造作。尺牍一旦有了着意的矜持，或拟定要发表，则不免要打几分折扣，假话、客气话自然会多一些，如此自是损伤了尺牍的命根。
周作人写文章素来喜用尺牍体，在现代作家中，恐怕是第一个有意提倡尺牍体的作家，生前由他自行编定的书信集就有《周作人书信》，1933年7月由上海青光书局出版。周氏晚景凄凉，因为身份特殊，故雨大都不大往来了，新知更是寥寥，除翻译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的翻译任务外，鲜与外界联系。1956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乘在北京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会之机，去八道湾拜访了周作人，从而成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周作人的文章始得以陆续在海外发表。后来曹聚仁又向周作人介绍了鲍耀明，驿寄梅花，鱼传尺素，两人的飞鸿往来给晚景伶仃的老人的生活增添了几分生机、乐趣。周作人给曹、鲍二人所写的书信，或请求帮助、或叙述生活状况、或解答疑问，或论辩驳斥，其通信之勤，所写信之多，实为周氏一生之少见。这些书信后都陆续出版：1971年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出版了《知堂书信集》，此集以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版《周作人书信》为底本，新增的只有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书信12通，致曹聚仁28通。 1972年5月，香港太平洋图书公司出版了《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影印了周作人致鲍耀明信100通。次年8月，署名周作人、曹聚仁的《周曹通信集》由香港南天书业公司影印出版，内收致曹聚仁信82通，致鲍耀明信111通，《周作人晚年手札一百封》悉数包含在内。周作人晚年致鲍耀明的全部书信，现已由鲍耀明编定成《周作人晚年书信》，1997年10月，由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收录周作人致鲍耀明信396通、鲍耀明致知堂信343通（4通排重）、周作人晚年日记837则。后更名为《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2004年4月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社重新印行，补入周作人书信6通、晚年日记7则。此外，由他人编辑出版的周作人书信还有：《知堂书信》，黄开发编，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出版，系从已发表的周作人书信中选编而成；《周作人早年佚简笺注》，张挺，江小蕙笺注，1992年9月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收录周作人早年致江绍原书信110通。目前，我们已经知道的周作人书信大都在上述书中，没有发现或藏在私人手中的一定还有不少，一部分因为其他原因被毁的则只能表示遗憾了，如上世纪三十年代著名刊物《宇宙风》主编陶亢德手头原有周作人书信300多通，惜乎皆毁于抗战兵火。曹聚仁在《知堂回想录?校读小记》（香港三育版）中说他的手边存有三百多封周作人书信，日前尚未公布。据以上数字保守推测，周作人一生所写之书信大约有2000通左右，所佚书信只有且俟来者发现了。
在《周作人书信?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分成两部分，一是书，二是信，所谓书大抵“乃是古文之一种，可以收入正集者，其用处在于说大话，以铿锵典雅之文词，讲正大堂皇的道理”，这种说法未免有点苛刻，然周氏之书，同其作文态度一样，老老实实，平和冲淡，温柔敦厚，虽不免有点矜持，但并无“说大话”之病，如《乌蓬船》、《养猪》等等，俱是周氏小品文中的上乘之作，再者这收信人本来就是自己，犯不着故意矜持。所谓信，即是开头周氏所说的尺牍也。
在周作人看来，无论是书是信，好的标准只有一个：不能客气矜持，虚张声势，假意作态。至于不拟发表的私书――亦即尺牍则要显出作者的个性。在选编《周作人书信》一书之尺牍时，周作人说：“挑选的标准只取其少少有点感情有点事实，文句无大疵谬的便行，其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从周作人写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的这些信中，我们可以看出周作人的种种爱好，谈文、搜书、聚宴、饮酒、赏花、制笺、写字、撰联等等，素雅悠闲，情趣盎然，是典型的旧氏文人的审美观。只是“办理公务，或雌黄人物者悉不录”，让人不免稍稍遗憾，不然可进一步窥视周氏之真性情也，因为这些信要发表，自然会有所剔汰，可能是牵涉他人隐私不便透露，或着意隐藏某些性格，亦未可知。相较而言，周作人晚年致曹聚仁、鲍耀明信真的是“不拟发表的私书”，是故能放言述之，或叙生活之窘迫，或藏否人物，显示了周作人性格中更为真实的一面。如他对鲁迅、许广平、郭沫若、丰子恺等人的评价，平心而论，大抵还算客观，至少在那个凡事一个声音说话的年代，不合主流媒体节拍，敢于异见独行，则殊为难能可贵耳。
1965年6月9日，周作人在致鲍耀明信中说：“‘久振’得兄胡兰成君的议论，甚幸。在‘胜利’以后已久不见了，现知在东京都，很是有意思的事。”周氏晚年致曹、鲍二君信中常雌黄人物，大抵以贬为主，惟独对胡兰成称之为“君”，着实耐人寻味，胡系汪伪政权《中华日报》主笔，周曾出任汪伪政权华北教育督办、常务委员的要职，事隔二十年仍念念不忘“胡兰成君”，盖其晚年仍引胡兰成为同道中人乎？“胜利”二字加上引号，不知是强调还是反讽？ 按理此处“胜利”指抗战胜利当是无疑，如此说来，周作人的政治态度确实有点暧昧不明了。
周作人一向对自己的行为取“不辩解主义”，但却在其晚年书信中，对自己出任伪职作了不辩解之辩解，“关于督办的事情，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后来却有费力气去自己运动的人），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也。”“可是我也并不后悔，不但是后悔无济于事，而且现在这十多年来，得以安静译书，也是我以未曾有过的境遇。”（《徐讦［右为“于”字］书》）写这些信时，老人已是八旬高龄，这些信对自己的行为是否有文过饰非处，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姑且作个善意的猜测吧。
为提倡尺牍文，周作人先后写了《日记和尺牍》、《关于尺牍》、《再谈尺牍》、《周作人书信?序信》等文章，引用了一些好的尺牍，说明了尺牍文的重要，在《日记和尺牍》中周作人解释了自己为什么喜欢尺牍，盖尺牍文比其他文“更真实更天然”也：“诗文小说戏曲都是做给第三者看的，所以艺术虽然更加精炼，也就多有一点做作的痕迹。信札只是写给第二个人……自然是更真实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都觉得有点做作，因此反动的喜看别人的日记尺牍，感到很多愉快。”尺牍要真实、自然、不做作，这是周作人一再反复强调的，到了他选编《周作人书信》时，周作人的尺牍观完全形成，在此书《序信》中：周作人将书信一分为二，书是书，信是信，即尺牍也，此其一。二，约略梳理出书和信的发展脉络，给出优劣的评定标准。书的发展轨迹是从司马迁、杨恽、陶渊明以至韩愈，再到后来收进集内，至宋而单列集外，书的演变大体形成、地位完全确立，书的好坏的判断标准是“情文俱至”；而尺牍这一路发展下来则是由东坡山谷而孙内简秋水轩了。后来周作人的思想又有所发展，在孙内简、许葭村之间加上了卢柳南、方秋崖、赵清旷、王稚登、吴从先，至此则“前后联成一气”了。（《夜读抄?五老小简》）
周作人不但大力提倡尺牍文，身体力行创作了大量书信，而且还收藏了不少尺牍，单行的有：
一、《塞鸿尺牍》，明，沈青霞，一册
二、《质园尺牍》，清，商宝意，二卷
三、《秋水轩长尺牍》，清，许葭村，二卷，续一卷
四、《未斋尺牍》，清，龚联辉，四卷
五、《世守拙斋尺牍》，清，范镜川，四卷
六、《五老小简》，明人编，二卷
七、《尺牍奇赏》，明，陈仁锡编，十四卷
至于列入集内的尺牍，那就更多了，在我们所知的周氏文章中提到的就有徐文长、王季重、张宗子等等，挂一漏万，无法于缕耳。
二、周作人评丰译《源氏物语》
周作人对丰子恺翻译的《源氏物语》颇不以为然，大概是因为丰的译文参考了谷崎润一郎改译《源氏物语》的缘故，免不了有再创作的影子。丰译的《源氏物语》鄙处藏有，只是还没来得及读，所以不便多说，不过，以周作人日译造诣之深，见识之高，料其批评大抵距事实不远。查周作人晚年书信及日记，有多处均涉及到此事，实为周氏一生批评之少见：
1963年10月11日致鲍耀明信云：“所云钱稻孙的译源氏，恐系旧话，已经早成为过去了（曾译了一两篇，只在《译文》上登载过，现在亦找不到了）。目下是丰子恺译，请钱君一阅，算是校阅，日前曾问过他，答说只求文意与故事不错，也就算了。其语颇为幽默，其实丰君是不能胜任的――曾见他翻译石川啄木的小说，里面说一个女人“ハシヤゲ”，意思便弄错了，这是我私下说话，所以无妨说了。大概出版社是取其译述颇快这一点，因钱君太是古板执滞，几个月也搞不出一帖来。不过钱君系据原文，不是据与谢野或谷川的现代语本耳。”
1964年2月27日日记云：“晴，零四度。上午开始阅源氏校记，发现译文极不成，喜用俗恶成语，对于平安王朝文学的空气全无了解。得吉光二十五日航信，冰然、耀明十九日信，筮（下为“世”）十四日信，附日 本邮票十五枚。下午丰一为寄倚魂信、文洁若信，对于丰子恺译源氏表示不可信任。”
1964年3月5日日记云：“晴，一度。上午丰一为寄耀明信、蔡智迎信。略阅源氏校记，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与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文洁若予以校正，但恨欠少，其实此译根本不可用。”
1964年3月16日日记云：“晴，一度。上午译书二纸。文洁若来访，力请写意见，因领导上（楼适夷）反以丰译俗恶为佳也，虽颇麻烦，只得应之。”
1964年7月13日致鲍耀明信云：“‘十三妹’最近论丰子恺，却并不高明，因近见丰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尚不明白源氏是什么书也。”
从道听途说到亲自校阅丰子恺源氏译书，为文洁若写审读意见，批评越来越不客气，先略举错译小例表示怀疑丰氏译文能力，待阅后批评“译文极不成”、“此译根本不可用”，至文洁若来访力请写意见只是胡乱“应之”，三个月后，因见港报论丰子恺之文，致鲍耀明信直叱“丰氏译稿乃是茶店说书”，似乎再不屑语之耳。知堂为文素来敦厚冲淡，此时一反常态，“金刚眦目”，放荡言之，估计考虑这只是私人书信日记，并不公开发表也。不过，这些批评只是就事论事，并无人身攻击之嫌疑耳，较之周氏晚年书信中讽刺郭沫若、老舍的激烈言辞，这算是比较客气的了。
三、周作人与《徒然草》之女色观
“徒然草”这名字看了着实让人欢喜，有种凄然的颓废，著者兼好法师，俗名卜部兼好，通称吉田兼好，是日本南北朝代的和尚（约相当于我国元代），初为武士，后失势出家，在“意日无聊，对砚枯坐，心境之中，琐事纷现，漫然书之”的情况下，写下了二四三段文字，后人辑其文，以序段首二字名之为《徒然草》（草是草稿的意思）。《徒然草》与《枕草子》、《方丈记》并称为日本的三大随笔。语言古雅自然，富有情趣，在日本多用作学习古典文的入门读本，影响极大。
兼好法师虽然是个和尚，但不太恪守佛门戒律，有书说他是个轻佻放荡的和尚，写情书勾引别人的妻。这或许是事实，《徒然草》中也有一些色欲、女色的内容，流露出对女色的贪恋、流连，然而这并不影响《徒然草》本身的价值，周作人在他的《〈徒然草〉抄》小引中说：“这些争论我们可以不用管他，只就《徒然草》看来他是一个文人，他的个性整个地投射在文字上面，很明了地映写出来。他的性格确实有点不统一，因为两卷里禁欲家与快乐派的思想同时并存，照普通说法不免说是矛盾，但我觉的也正是这个地方使人最感兴趣，因为这是最人情的，比倾向任何极端都要更自然而且更好。”这个批评确实高明，也符合周作人“人的文学”主张和中庸之思想观，有趣的是周作人一生也矛盾处极多，是很有意思的事。
《徒然草》号称“包罗万象”，实际上有夸大之嫌，只不过内容班驳，思想复杂而已，日本近代学者北村季吟著有《徒然草文段抄》，有一段话对徒然草主旨有很好的概括：
此书大体仿清少纳言之《枕草子》，多用《源氏物语》之词。大抵用和歌辞句。而其旨趣则有说儒道者，有说老庄之道者，亦有说神道佛道者。又或记掌故仪式，正世俗之谬误，说明故实以及事物之缘起，叙四季物色，记世间人事，初无一定，而其文章优雅，思想高深，熟读深思，自知其妙。（转引自周作人《〈徒然草〉抄》，见陈子善编《如梦记》，文汇出版社1997年6月第1版）
兼好法师虽为遁世的僧人，然而其所著的《徒然草》却不是劝人修行的佛道语录，大抵只是他一生的感悟，概括的说，《徒然草》大致传达出作者两种最主要的思想：无常观和好色观。前者是佛道的（无常观颇为复杂，笔者才力有限，按下暂且不表），后者是世俗的――日本有好色文学的传统，吉田兼好所处之时代距平安王朝不远，在上流社会，“风流好色”被目为有教养的美德，他曾为武士，在宫中待过，不可避免的要受影响，然而他是矛盾的，“禁欲家与快乐派的思想同时并存”（周作人语）：
男子虽多才艺而不知好色，至为寂寞，殆如玉卮之无当也。濡染霜露，彷徨道涂，父母之训诫，世人之讥评，悉不暇听闻，尽自胡思乱想，然而终于仍多独宿，夜不成寐，如此生涯，至有风趣。但亦非一味游荡，须不为女子所轻，斯乃佳耳。（《徒然草》第三段）
照此推来，兼好算是此中的风月好手，对女性心理拿捏如此之准，“不为女子所轻，斯乃佳耳”，好色而不淫，真不失为赢得女子青睐的箴言。他大约是个有情有义的和尚，敢为女色而不顾世俗、家庭非议，纵然求之不得，亦乐在其中矣。但他显然不赞成结婚，对女色只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有点类于中国古代才子之于青楼女子的审美观了：
或于梅花放香、月色朦胧之夜伫立女侧，或身沾御垣之侧草上之露，乘晓月而归，苟无此等经历可供追忆，未若不溺于恋情为佳也。（《徒然草》第二四三段末尾）
所以，吉田兼好对女色只是存留着一种欣赏的态度，而不愿耽于其中，他告诫世人女色是危险的：“惑乱世人之心者莫过于色欲，人心真是愚物。” 《大威德陀罗尼经》云，“乃至以女人发作为网维，香象可系，况丈夫辈。”《元亨释书》卷十八云：“久米仙人者和州上郡人，入深山学仙方，食松叶，服薜荔，一日腾空过古里，会妇人以足踏浣衣，其胫甚白，忽生染心，即时坠落。”见色而起心，仙人亦“即时坠落”，何况凡人乎？
吉田兼好还认为人到了一定年龄要忘情于女色，恋爱只能是青年人的事情，在《中年》里他说：
年过四十而犹未能忘情于女色的人，若只蕴藏胸中，亦非得已，但或形诸言词，戏谈男女隐秘以及人家闺阃，则与年岁不相应，至不雅观。大抵难看难听的事有这几种：老人混在青年中间，妄说趣话；卑贱人说世间权贵和自己如何要好；穷人好酒宴，铺张宴客。（《徒然草》第一一三段）
兼好的这种女色观（还有中年观）对周作人影响极大，周氏兄弟失和后，周作人在文章中多次讥讽鲁迅“老人混在青年中间”，“不能忘情于女色”，其思想大抵源于此。
“中年以来重新来秋冬行春令，大讲其恋爱等等，这样地跟着青年跑……”
“世间称四十左右曰危险时期，对于名利，热别是色，时常露出好些丑态，这是人类的弱点，原也有可以容忍的地方。但是可容忍与可佩服是绝不相同的事情，尤其是无惭愧地，得意似地那样做，还仿佛是我们的模范似地那样做，那么容忍也还是我们从数十年的世故中来最大的应许，若鼓吹护持似乎可以无须了罢。” （《看云集?中年》第52，5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1933年上海青光书局李小峰欲出版作家书信集，邀周作人加盟，同时由该书局出版的还有鲁迅、景宋的《两地书》（1933年4月出版）。周作人写作《周作人书信?序信》时，大概已看到了《两地书》或《两地书》的出版预告，他在该文中说：
这原本不是情书，不会有什么好看的。这又不是宣言书，别无什么新鲜话可讲。反正只是几封给朋友的信，现在不过附在这集里再给未知的朋友们看看罢了。虽说是附，在这里实在这信的一部分要算是顶好的了，别无好处，总写得比较地诚实点，希望少点丑态。兼好法师尝说人们活过了四十岁，便将忘记的老丑，想在人群中胡混，私欲益深，人情物理都不复了解。行年五十，不免为兼好所诃，只是深愿尚不忘记老丑，并不以老丑卖钱耳。（《周作人书信?序信》第2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这封信更是直接引用了吉田兼好的话，“情书”、“以老丑卖钱”云云就是讽刺鲁迅把他和许广平的情书公布于众，“与年岁不相应，至不雅观”。
周作人一向对妇女儿童问题比较关注，反对男子纳妾，主张给妇女以“人”的地位和尊重，对于鲁迅与朱安离婚而和许广平恋爱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即使在鲁迅死后，仍时不时讽刺一下：
一个人过了中年，人生苦甜大略尝过，这以后如不是老成转为少年，重复想纳妾再做人家，他的生活大概渐倾于为人的，为儿孙作马牛的是最下的一等……
（《立春以前?记杜逢辰君的事》第67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同年10月，他又说：
“已经到了相当的年纪，却从新纳妾，固然是不成话，就是跟着青年跑，说时髦话，也可以不必。”（《立春以前?十堂笔谈》第125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实在没想到，《徒然草》的女色观对知堂的影响竟如此之大，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周作人十分喜欢兼好的文章，曾移译《徒然草》十四节，上面引用的《中年》列其三，足见他的重视了。
附记：
我一向自认为读书尚算认真细致，可是比起闲闲书话里的江慎、沈胜衣、左岸花开的龙川一木来说，就是小巫之尤了。前些日子写了一篇周作人讽刺鲁迅好色，以及受兼好法师女色观影响的文章，材料收罗不可谓不腴厚，然而限于学力和眼光，挂一漏万，遗珠之憾自是难免，前晚信手翻书，又见发现几则有用材料，惜乎拙文已成，斟酌再三，不知补于何处，姑且聊备于此也：??
1. 我所受日本的影响说起来最显著的可以算是兼好法师，不过说到底他仍是贯通儒释道的人物，所以不能说是日本的也未可知。（1965年6月9日致鲍耀明信，引自《知堂书信》，第388页，黄开发编， 华夏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 ）??
2. 少年老成的人是把老年提先了，少年未必就此取消，大抵到后来再补出来，发生冬行春令的景象。我们常见知识界的权威平日超人似地发表高尚的教训，或是提倡新的或是拥护旧的道德，听了着实叫人惊服，可是不久就有些浪漫的事实出现，证明言行不一致，于是信用扫地，一塌糊涂。（《苦竹杂记?谈文》，第20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按：“浪漫的事实”，即指鲁迅、许广平恋爱之事也。周作人一生平和谦恭，素来不记人仇，惟独对大先生（还有一人是学生沈启无）一直耿耿于怀，一再在文中明讽暗刺，除了私人恩怨的原因外，盖知堂一生一直为妇女、儿童张目也，他认为当时鲁迅与朱安的婚姻虽然是名存实亡，但因为没有离婚，还是夫妇，故与许广平恋爱属于纳妾，未给妇女以人的地位和应有的尊重。鲁迅婚姻系母亲一手包办，周朱两人绝无共同之志趣，婚姻不幸确是事实，固然值得同情，但从法律的角度上讲，周作人所责属实，要是在今天去法院打官司，鲁迅必输无疑，要赔偿朱安一大笔钱的。此点，估计鲁迅也心知肚明，对于其弟的这些讽刺，一直没有回应，盖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也。??
3. 孔子曾说，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老人也有好色的，但孔子的话毕竟是不错的，得的范围也是颇大，名利都在内。（《瓜豆集?老人的胡闹》，19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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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文写于1936年7月31日，斯年10月鲁迅去世。文章名之曰《老人的胡闹》，显然语讽鲁迅，“老人也有好色的”，当指鲁迅与许广平恋爱事。这段话后，周作人引用了兼好法师《徒然草》中的名段：人过了四十应该死去，忘记自己的老丑……兼好法师的中、老年观，对周作人影响极大，周作人在文中曾多次引用，以至到老仍念念不忘，在给友人的信中及日记中多次叹息“寿者多辱”，希冀早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