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白领病态的真实写照

解玺璋/文


　　小说《南方•爱》真实记录了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成长历程。作者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将一个名叫“魏延”的年轻人在中国南方开放城市所经历、所体验的“一种正在死亡的生活”娓娓道来，不动声色地表达了弥漫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普遍的内心焦虑。

    故事的尾声是颇有象征性的，魏延登上了一架飞机，他不知道自己要到那里去，也不知飞机飞向何方？他有点无聊，读着广告，消磨时间，厄运就在这时悄悄地降临了，最先感觉到这种危险的，是坐在窗边的一个小女孩，阿姨和空中小姐还在试图用谎言安慰她，给她一块口香糖，但这并不能阻止飞机尖啸着冲向地面。他在毁灭中看到了“出人意料的美”，或许，这只是他的幻觉，然而却是非常真实的幻觉。新的生活会从毁灭中诞生吗？他没有说。
　　魏延来自北方，他在读完硕士之后，带着年轻人所特有的对于未来的憧憬和渴望，只身到南方城市开辟自己的事业，在这里，他很快加入了白领阶层，成为新生的中产阶级的一分子，年薪百万，有房有车，过上了十分优裕的物质生活。但物质生活的改善，并不必然地使其人格和精神世界也得到改善。事实上，魏延的经历，恰恰证实了一点，在当今这个物质化的社会中，任何一个人的精神成长和完善都可能变得十分困难。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们的思想传统，是把个人的精神成长和完善放在“物质极大丰富”之后，并且，寄希望于他的“自行解决”。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物质生产发展很快，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特别是近些年来，年轻的知识阶层在社会生活中悄然崛起，成为中产阶级迅速扩张的社会基础。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享受着各种奢华、时尚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的精神却越来越贫乏和空虚，他们的人格也越来越卑琐和低劣，他们的灵魂从物质的躯壳中逃离出来，却又无处安置。在小说中，作者生动而细致地描绘了这个群体的人生百态，在南方这个光怪陆离的环境里，这些所谓的时代宠儿、阳光丽人、智识分子、高级白领，其实只是一群内心荒漠化的行尸走肉，他的笔触，真实而又尖刻地揭穿了平时被优雅面具所遮蔽的精神世界。

　　读《南方•爱》，魏延这个人物，使我想到文学家族中的另外一些人，比如塞林格笔下的考尔菲德、凯鲁亚克笔下的萨尔或狄安，更远一些的还有莱蒙托夫笔下的毕巧林。这些文学形象生活在不同的时代，有各自的精神文化背景，性格差异也非常之大，但有一点是大致相同的，即他们都游离于各自所处的那个生活环境，他们对于可以触摸的生活场景以及活生生的人物，总有一种隔膜和陌生之感。魏延自称是个“孤独的漫游者”，其实，在很多时候，他还是个“局外的旁观者”。他并不主动地介入生活，对他来说，生活不在别处，但却与他毫不相关，他仿佛漂在生活的虚无之中，始终不能落地。这部分地可以用他洁身自好，不肯堕落，不肯与庸俗、虚伪、丑恶的社会现实同流合污来解释；但其人格与心理，也显示出自恋主义的某些特征。他看到或经历了现实社会的种种丑恶，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其中不乏道貌岸然的伪君子、真小人，他鄙视这一切，甚至想逃离这一切，但他缺少一种内在的力量，他只能生活在矛盾、痛苦、苦闷、彷徨之中，用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安慰自己，包括那个梦幻般的爱人林紫倩，都只是他自我安慰的一味良药。作者在这里给患有病态人格的当代白领描绘了一幅逼真的肖像，恰如莱蒙托夫在提到毕巧林时所说：“这个肖像是由我们这整整一代人身上充分发展了的缺点构成的。”事实上，作者对魏延所代表的一代新人人格特征的剖析和描述，其深刻性大大超过了小说对于社会生活百态的再现和反映，其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都是不能被低估的。

　　作为小说，也许不必直接回答下面的这个问题，即产生魏延这种病态人格的社会历史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它却不能回避魏延这种病态人格得以生长的现实土壤。魏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他的存在是一个价值崩溃、信仰失落、道德绝望的时代在作者内心世界中的投影。魏延只是反感现实，却并不反抗现实，甚至干脆放弃了反抗现实的愿望。这其实恰恰源于魏延之流对现实的绝望和不信任。他在小说中这样表示：“在这种痛苦的过程中，我确实获得了某种东西，某种支离破碎的――某种难以把握的、模糊的、影响意识的东西，但为此我付出的代价是那样的巨大，使得整个青春变得凄凉而且绝望……”恰如他在这里所说的，魏延的青春是悲剧性的，而这部小说，更像是一部关于青春的悲喜剧，叙事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悲伤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