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至21日，2007上海书展将在上海世贸商城举办。这是今年上海市的一项重大文化活动，更是上海读书人的一次盛会。为做好书展的参展工作，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经过精心准备，将向广大读者提供丰盛的精神食粮，并在书展期间举行论坛、表演、演讲、签售等丰富多彩的活动。
为引导广大读者的阅读，进一步做好精品图书的推荐工作，本报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向社会联合推荐十本好书。这十种书均为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并有一定文化内涵的精品。
（本版文章按评论者姓氏笔画排列）
简释十力先生之学――读《十力语要》
■王元化
十力先生早岁忿詈孔子，中期疑佛，最后归宗大易。他曾对龙树的大雄大勇无所不破的精神深表敬服。由佛入儒后，一反以往，以大易立人极之旨对此加以批驳。他恪遵“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义，演大易翕辟成变之论，从而构成一完整的思想体系。我以为，不论他的哲学经过怎样的发展与变化，其核心仍在“本心”这一概念。细察十力先生本心说之根柢，则不得不承认贺麟辨析《明心章》之明澈。贺评写于一九四七年，至今读来，仍觉深邃有据。十力先生所谓本心，即仁，即生生不息、凝成众物、而不物化、新新不已的“绝对本体”。这个刚健的本体（或本心）之显现，如贺氏所说，“有其摄聚而成形象的动势，名曰翕；有其刚健而不物化的势用，名曰辟。所谓心物即是辟翕两种势力或过程”。一辟一翕，恒转不已。心与物交参互涵，不可分而为二，而是一个整体的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十力先生既不承认唯物论，也不承认唯心论。贺氏称他为泛心论者，庶几乎近之。他认为有物即有心，纵使在洪荒时代，心的势用即随物而潜在。体用一如，心物不二，这就是十力先生哲学的真谛。他不墨守二王之学，而有所发展。他参照柏格森的生命哲学，而有所批判。他的哲学是称得上为一家之言的。
我觉得，十力先生在治学方面所揭橥的原则：“根柢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最为精审。我自向先生请教以来，对此宗旨拳拳服膺，力求贯彻于自己治学中。《十力语要》说：“吾国人今日所急需要者，思想独立，学术独立，精神独立，依自不依他，高视阔步，而游乎广天博地之间，空诸依傍，自诚自明，以此自树，将为世界文化开发新生命，岂唯自救而已哉？”“五四”时期，所倡导独立思想，自由精神，这一点似比简单地以西洋为师的主张为高。王国维、陈寅恪、熊十力等，皆主张空诸依傍、精神独立，决非泥古不化、墨守传统。观十力先生对传统文化之批判可知。《语要》中有些话虽针对当时，却也适用于今日。如称：“知识之败，慕浮名而不务潜修。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这是指一些人对于未经深探的新学新说，袭取外人的皮毛，其后果则是毁弃了自己的本性，从而渐渐失去了“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精神”。
《语要》有这样一段话：“哲学有国民性，诸子之绪，当发其微。若一意袭外人肤表，以乱吾之真，将使民性尽毁，渐无独立研究与自由发展之真精神，率一世之青年，以追随外人时下浅薄之风会。”此语发自半个多世纪以前，但今日这种风习依旧，此实可悲。《语要》又说：“东方文化其毒质至今已暴露殆尽，然其固有优质待发扬者，吾不忍不留意也。”这些话多为人所不知，以至他被目为一个只知歌颂传统的国粹派。
我深深服膺十力先生所言：不萌自足之念和不抉标榜之私的学风。他曾特别揭出“虚己服善”这四个字，以为亭林、船山诸老遗范可师。十力先生的放达性格最易被人误解，以为他是那种意图一手推倒天下豪杰的妄自尊大者。可是读了上面那些话，谁还能这样去看待他呢？
第三种道德――读《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
■韦森 梁捷
十多年来，汪丁丁一直在思考经济发展与道德重建这两件事，前者有关短期内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后者则有关长期内社会和谐发展。
一共有三种办法可以解决市场经济中的道德败坏。第一种是自我监督，即依靠个人的习俗、信仰和道德感来自我约束；第二种是相互监督，依靠利益牵制来构成约束；第三种是第三方监督，即共同出资聘请独立第三方来履行监督职能。可是第一种监督会发生信仰危机，第二种监督会发生串谋和讨价还价，第三种监督会发生寻租。说到底没有一种监督十全十美，各种机制还得共同作用，这正是我们讨论市场经济道德基础时所面临的复杂环境。
在讨论市场经济道德问题时，我们要认识到人类思维的生理局限，要认识道德与社会心理的互动关系，还要认识到道德的超验含义。这种道德分析并非亚里士多德－托马斯传统下的人文主义道德，也不是新兴的道金斯和古尔德提倡的科学主义道德，我们不妨称之为“第三种道德”。尽管我们不知道汪教授这种道德分析能在多大程度上获得承认，至少给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启发。
书中还讨论了市场经济的内在困境问题。在几个特殊而又有重大意义的市场里，由于市场本身信息结构导致的道德缺失，往往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后果。以医疗领域为例，病人和医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病人只能依靠医生了解自己的身体，命运维系在医生的良心和道德感之上。在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的情况下，医患之间的矛盾必然加剧。
汪教授最后不无忧虑地得出了“未来每个人必须是自己的导师”和“未来每个人必须是自己的医生”这样的结论，略显悲观，但发人深省。只是我觉得汪教授遗漏了一个概念，那就是希望。虽然在我们现有的知识结构和逻辑框架内很难为市场经济找到坚实的道德基础，虽然我们看来无法解决教育和医疗等领域内深层次的冲突，但是我们不应该对市场的存续失去信心。
在时代的交替之中――读黑塞《荒原狼》
■孙甘露
一九二七年，德国历史上“短暂而璀璨”的魏玛时期，移居瑞士多年的黑塞出版了被后世称为他的创作中期代表作的小说《荒原狼》。那一年，海德格尔的杰作《存在与时间》问世，茨威格在慕尼黑发表了纪念里尔克逝世一周年的演讲《再见里尔克》，而在里尔克去世的一九二六年，格罗皮乌斯设计的“包豪斯”校舍在德绍落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黄金的20年代”，魏玛共和正处于彼得?盖伊所谓“对完整性的渴望”之中。
这部被托马斯?曼誉为德国的《尤利西斯》的小说，有着一篇纳博科夫《洛丽塔》式的序文，详述一部文稿的来历，“陌生人”哈里?哈勒尔是《荒原狼》作者姑母家的房客，书稿因此得以面世；宛如受托编定《洛丽塔》的马萨诸塞州的小约翰?雷博士，他的表兄克拉伦斯?乔特?克拉克，刚好是那个饶舌的亨伯特?亨伯特的律师。总之，故事是由亲戚那儿得来的。
小说的趣味蕴含在结构之中，供我们细细玩味，寻求那会心的一笑。当然，这类独白式的小说，通常表现的是极度的内心冲突。“黑塞专家”福尔克尔?米歇尔斯认为：黑塞举家迁离威廉二世统治的德国，直到第一次大战时，他才能将“政治的德国”以及“家乡”和属于“语言文学的德国”区分。他曾因对抗政治人物所标榜的德国，被贴上“叛国贼”和“吃里扒外”的标签，乃至声名狼藉。其后，他和妻子先后接受了心理治疗。
如黑塞在《荒原狼》中所写道的：“只有在两个时代的交替，两种文化、两种宗教交错的时期，生活才真正成了苦难，成了地狱。”那种“经历过灵魂死亡”，仿佛生错了时代的感觉，其实是因为生在了两个时代的交替之中。
在时代交替的缝隙中，镶嵌着渴望永恒存在的所谓不朽者，虽然他意识到“人是永恒的整体这个观点是错误的”。但是他依然在莫扎特的《嬉游曲》和巴赫的《平均律钢琴曲》中找到歌德式的“神圣的欢乐”。
一部跟上时代的科学通史――读《世界科学技术通史》
■江晓原
通史性质的科学技术史著作，向来是很难写的。西方人以前老是难免“欧洲中心”的眼光，中国和东亚、玛雅之类的文明中的科学技术，那在他们看来确实是无关紧要的。还有些西方科学史家干脆将中国部分略去。而中国学者编写科学技术通史时，则又“反其道而行之”――将中国部分的篇幅安排得很大，超出合适的比例；将中国古代的成就拔得很高，给出过分的评价，竭力营造出一种“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自我陶醉氛围。
这部《世界科学技术通史》，虽然认为现代科学的源头在古希腊，但对于其他古老文明中的科学技术，此书的处理颇有可取之处。
与“欧洲中心”及“言必称中国”这两端的偏激相比，这本书就公允多了。作者将科学技术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中论述，确实给了欧洲之外的文明中的科学技术足够的关注。例如，作者连玛雅人的有关知识也没有忽略。
就这类著作的价值而言，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提供科学技术史的一般知识，这只要结构合理，论述准确，通常不难做到。二是给出某种看待科学技术史的独特眼光，或启发读者思考某些有关科学技术史的基本问题，这就不是很容易做到的了。这部《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似乎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两点。
本书对中国古代的技术成就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关注，关于著名的“李约瑟难题”，两位作者也没有回避――尽管他们没有使用“李约瑟难题”这个名称。不过两位作者认为，这是一个“不该问的问题”，因为该问题“预先莫名其妙地假定了中国本该出现科学革命，……因而断言中国必然能够和应该走那条欧洲已经走过来的道路”。这样的论断，倒是和笔者多年前提出的“李约瑟难题是个伪问题”之说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分利集团与国家经济衰落――读《国家的兴衰》
■苏长和
《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是探讨集团行为与国家兴盛的一部经典著作，其在政治学、经济学（包含管理科学）与社会学中的地位不需赘言。该书承接奥尔森早期《集体行动的逻辑》，试图回答利益集团的集体行动逻辑，如何与国家衰落具有特殊的因果关系。奥尔森在书中对国家衰落给出的解释，可谓蹊径独辟，观点令人耳目一新，虽自英文版出版以来已时隔20多年，但至今读来，该书的价值仍然给人历久不变、与时俱新的感觉。
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触及政治社会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也即拥有并意识到共同利益的群体，往往并不能为共同利益的实现而采取有效的集体行动。不过，在《国家的兴衰》一书中，奥尔森要回答的是，在一个持久稳定的社会中，群体、组织、集团、联盟等团体的行为，为何会成为国家衰落的原因？本书的核心思想是：稳定社会中会逐步形成大量的集体行动集团；特殊利益集团会为了集团私利，拒绝创新与变进，满足于寻租与分利，从而损害社会效率。奥尔森据此认为，大量分利集团的逐步形成与存在，成为国家由强盛转向衰落的重要因素。
集体行动是社会生活中非常有趣的一个问题。有的社会如一盘散沙，难以组织，不能集体行动，要实现经济增长怕是很难；而有的社会在进入成熟期后，由于出现奥尔森所谓的大量能够集体行动的分利联盟，难免会步入衰落。反过来说，在革命后或者经历重大创伤（如战争）社会中，一旦分利联盟被打碎，新统治者能够将社会统一到国家经济增长的一致目标中，经济增长可能就会容易实现。进一步讲，国家要实现经济持续增长，有必要通过行政与立法措施，时时警惕和防止分利联盟的独大，避免经济效率与社会福利损失。现代市场经济的法律支柱之一《反垄断法》，用意也正在于此。
是细说非戏说――读《黎东方讲史》
■吴谷平
文人好读史，也好说史。隔三岔五闹腾一番，最近这一波说史热更是借助于电视媒介大众讲堂，把说史者炒作得像个影视明星，把几本说史的书炒作成了畅销书。让学史的、研史的、读史的多少有点看不懂。
细说起来，细说历史的始作俑者要数黎东方先生，有人称他是现代东方说史第一人。1944年9月24日，黎东方先生为“稻粱谋”，在重庆中一路黄家垭口实验剧场，向重庆市民讲三国故事，四十元法币一张门票（相当于两美金），价格不菲，听众却络绎不绝。一连讲了十天，黎先生说收入抵他的教授工资几十个月。后来从重庆讲到泸州、讲到昆明、南京、贵阳、安顺，还曾用九百张门票的价钱包了一架专机飞到香港演讲，这架势比当下飞来飞去的易中天们牛得多。除了讲曹操、孙权、诸葛亮，黎先生还讲唐朝的唐太宗、武则天、唐明皇，清朝的康雍?、太平天国、慈禧，或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石达开、曾国藩。
上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一些大学任历史哲学教授的黎先生，应一些中文媒体的要求，在报章上开设了“细说”历史的连载栏目，因此有了《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创立》。他曾发宏愿将中国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不料笔耕至1998年12月30日，“竟夜睡不起，猝然仙逝”。
黎先生首倡的“细说体”历史著作与通史、断代史不同，是将历代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职官、制度、文化、学术等等，分列为若干题目，如《细说三国》分为38个题目，《细说清朝》分为142个题目，以通俗生动的语言“细说”，分则是独立的历史故事，合则为一朝断代信史。黎东方先生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专攻历史，是梁启超先生的最后及门弟子，后在法国巴黎大学专修法国大革命史，师从马第埃教授。史学家治史事实第一，所以黎先生的“细说”绝非“戏说”，而是“信而有征，事皆属实”。比如为了书写元朝的《源远流长》一节，考明蒙古族的族源，黎先生不但取证于近十部正史，还取证于《黑鞑事略》、《元朝秘书》和《蒙古秘史》，以及波斯人所著《集史》，还考证了王国维和法国伯希和诸人的论文，融会贯通后才下笔成书。黎先生写的是正史，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读他的“细说”就是读一则则故事，合起来就是读一个朝代的通史，不像读大部头的通史那样沉闷枯燥。他还在深入挖掘史料的基础上解答了许多民间传说和历史之谜，比如秦始皇的出生、诸葛亮的籍贯、孝庄太后的下嫁、雍正的死、乾隆的身世，等等，使“细说”更具可读性和趣味性。
作为一位史学家，黎先生在叙述历史的同时，不时加以评点，好恶分明。比如黎先生认为刘备既不是圣人也不是贤人，因为每逢军事失利，刘玄德扔下老婆孩子只顾自己逃命。而对历史上形象不佳的吕不韦，黎先生则认为在吕不韦专权的十二年里，秦国军威大振，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虽是一家之言，却是真知灼见。
黎东方先生的几本“细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用简体字出版过。竟为黎先生的遗愿，出版社约请黎先生的高足陈文豪整理了黎先生的《细说秦汉》，并请大陆学者王子今补写了所缺章节，又约请上海学者沈起炜、赵剑敏、虞云国撰写了《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细说宋朝》，构成了完整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为普及中国历史做出了贡献。
灵魂最精微的震撼――读茨威格《心灵的焦灼》
■何建华
一部中篇小说《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把茨威格的名字深深烙记在几代中国读者的心灵之中。这位维也纳犹太富商的后代，中学时代就受弗洛伊德、尼采影响，大学毕业游历各国。他在一战二战间隙的20年迅速崛起文坛，他的小说，让读者瞥见人类灵魂深处最幽微、最隐秘的角落，感觉到灵魂最精微的震撼。
《心灵的焦灼》是茨威格晚年流亡海外时创作的长篇小说，也是他一生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情节并不复杂。轻骑兵少尉霍夫米勒偶遇贵族地主封?开克斯法尔代的女儿艾迪特。艾迪特是下肢瘫痪的残疾，霍夫米勒对她深表同情。茨威格便围绕着这同情的产生、发展、变化以及这同情带来的后果展开情节冲突，以十分擅长的心理分析方法，对人物的内心展开剖析，以内心世界波澜壮阔的变化和深刻尖锐的矛盾碰撞来结构故事。茨威格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内心的潮起潮落如何左右着这一对青年男女感情的起伏、行动的进退和心灵的危机，而最终铸成悲剧命运。
小说语言是复杂的精神和生理过程的一种成果。一般源源不断的情绪、感情、思想总是在人的大脑和躯体里流动着。译者张玉书教授多年研究茨威格并在海外授过课，他译述过多部茨威格的著作，流畅的译笔完整呈现了茨威格小说所充斥的特殊岁月变声期的呐喊，这是过去祈求未来的回音。一切会来的都会过去；一切已过去的，永不再来。在《心灵的焦灼》里面跃动的人物，有欢欣、有苦痛、有爱欲、更有沮丧，这种现身情态，构成了小说文字与存在之间的至情至性、至亲至近的关系，所有的关于情与爱的反省与剖析在这里穿过心灵的磨难与坚韧，现实地平铺在生死之间，《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冰冷的温暖，在这里完全凝冻成一道道冰棱，严酷无比，直逼灵魂。
唤醒心底的温柔情愫――读《灿烂千阳》
■陈梁
在《灿烂千阳》中，胡塞尼演绎了两个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依然延续了《追风筝的人》中所展示的，生命在千疮百孔之后所获得的爱的救赎，命运在百转千回之后闪烁的希望的光芒。只是，这个有关女人的故事痛苦而忧郁，在这种深重的苦难映照下，她们的爱与希望反而显得更为灿烂和惊人，与喀布尔升起的一千个太阳一样，展示着生命的璀璨和温煦，展示着爱的博大与深沉。
与中国女性在那个处境下，相互之间的斗争和绞杀不同，《灿烂千阳》里面的正室和侧室之间，居然产生了母女般的情感。她们相互倾吐内心的秘密，相互体恤。
小说的故事风格延续了《追风筝的人》的方式，在平静的讲述中不断探测命运，在苦难中追求心灵的平和和道德的完满，在恶相环生的世界中保持着向善的忏悔。尤其是在玛丽雅姆身上，无论是作为女儿、妻子还是母亲，她都不能算做理直气壮，一个女人所能够承受的一切苦难都在她的生命中出现，自杀的母亲曾经的“危言耸听”都不幸成为她命运的谶语。然而，因为她始终没有被生活和命运摧垮的爱的能力，让她的生命路程最终爆发了光彩。
作者用年代纪事，在两个女人的命运中穿插着阿富汗的编年史。阿富汗平民的生活不再是电视镜头上的只鳞片爪，战乱中的阿富汗真相也不再是新闻报道中的只言片语，这片土地上的故事，连同它良莠混杂的传统和文化因袭一起，构成了整部小说的阅读看点。作者所擅长的细腻与煽情，依旧能够唤醒人心底的温柔情愫。
因为一本书，“一生从此改变”――读帕慕克《新人生》
■赵毅衡
近读《新人生》，发现东西文化关系这个主旨，在《我的名字叫红》中覆盖着层层历史典故，在《新人生》中，却变成了情节中心。
开场第一句，“我”，一个工程系的学生，就说，“某天，我读了一本书，一生从此改变。”这本一位老先生写于二十多年前的旧书，使“我”一读就神魂颠倒，一心一意神往书中的“新世界”。“我”从建筑系一个漂亮女生手里看到此书，也立即爱上了这个天使般的女生嘉娜，然而，我发现她有个男友穆罕默得。我目睹了穆罕默得被暗杀，嘉娜也神秘失踪。“我”相信他们来自书中，从此搭上长途汽车，一程又一程地去寻找新世界，一路上多次遇到车毁人亡的事故，但“我”都能幸存，仿佛永远可以在整个土耳其搭车下去。最后“我”找到了神秘“妙医生”，发现此人正是穆罕默得的父亲。自从他儿子中“书毒”丧生后，他建立了一个组织，追杀所有中了这本书之毒的年轻人，而“我”原是被追杀者之一，现在也参与了杀人。后来，“我”发现这本书的作者正是我的叔叔――一个业余儿童连环画书作家，几年前被暗杀。终于，我改邪归正，成为一个有家有小的中年正人君子……
《新人生》在歌颂西化吗？显然不是，叔叔的书拙劣不堪，而年轻人读后上当入迷，最后都丧命。那么这本书拥护反西化吗？也不是，“妙医生”组织的“抵抗西化大阴谋”，手段恶劣且血腥；而土耳其政府似乎骑墙，对两边都压制。
唯一的出路似乎只有一条：我昔日的天使恋人嘉娜嫁给了一个医生，此人“找出可以将那本书融会贯通的有效方法，过着平静快乐的日子。”
把这本充满神秘奇异和嘲讽的书读到底，才明白这本幽默的书其实很沉重：主人公兼叙述者“我”，是首先被揶揄的对象，帕慕克也在嘲弄自己，嘲弄土耳其。这个夹在东西方之间的国家，既是欧盟成员，又是伊斯兰国家，年轻人东倒西歪，无所适从；帕慕克是伊斯坦布尔的良心，这个落在欧洲的亚洲城市，恐怕是世界上精神分裂之都；帕慕克的祖父是铁路投资商，父亲是西化不成功的商人，他的家族东不成，西不就。把《我的名字叫红》读成歌颂西化，恐怕没有明白帕慕克作为土耳其作家心中的痛苦。
思想的力量――读《沉思与反思》
■钱文忠
元化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前辈学者，学贯中西，在文史哲诸领域皆有精深的修养和造诣，堪称通儒，更为难得的是，在其六十余年的治学生涯中，始终秉承“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为成说左右，不断追寻真理、反思旧我，直至耄耋之年犹是如此。
这本《沉思与反思》中收录的文章，有的我曾认真拜读过，有的内容曾亲聆先生提及，并在一起有所谈论。与也已出版《读黑格尔》、《读文心雕龙》、《清园谈戏录》等清园系列相较，本书侧重于中西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元化先生最为知识界关注的研究领域。其中，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其实践意义的探讨，涉及西方政治思想史的重要命题，对于我们厘清当今人言言殊的民主理念无疑大有裨益；对《论语》二章的分析，兼及训诂义理，不疾不徐，足见大家的治学风范；对“五四”的一系列反思，剔抉出了“五四”时期的四种流行观念，即庸俗进化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和意图伦理，在关于“启蒙”的讨论中可谓独树一帜，发人深省。其间不少看法，与通常所谓不容反驳的信念相异，因而元化先生也曾被作为持异见者对待，受到不少冷目旁视，以至批判、曲解。然而在我看来，先生并非故作意气之争，而是在摆脱那些根深蒂固观念的拘囿之后，力图“挽风气，贬流俗”，是凭藉自己求真理的信念，出自真挚的反思。
本书可以说是精选了元化先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思想史上一系列重要问题的独到见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