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坚守与逃离之间

杨利景/文
　　知识分子题材小说是当代小说创作的重镇，除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由于意识形态的干预而受到影响外，其他各个时期均有重要的作品面世，许多作品甚至成为经久不衰的经典之作。这主要因为，一方面，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掌握先进的文化知识，往往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理所当然成为文学着重表现的对象；另一方面，知识分子题材是作家更为熟悉和擅长的表现领域，写人如同写己，自然多了几分细腻和真实。
    但是，这种创作的优势在近年来却被另外一种困惑所取代，那就是，在新世纪之初的今天，我们应该如何书写我们所熟悉的知识分子？是像新时期之初那样将其架上神坛、歌颂其“虽九死其犹未悔”，还是如20世纪90年代以来扬鞭猛笞、暴露其精神失守道德沦丧？这既是对知识分子现实生存状态的思考，也是对新世纪文学生长、超越的思考。小说家张者最近刚刚发表的长篇小说《桃花》（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4月版）就体现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但是，《桃花》的这种探索只是一种并不坚定的探索，这种不坚定性突出地表现在作品的游离的状态上。
　　《桃花》和作者此前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桃李》都以某名牌高校为故事展开的背景，二者并称姊妹篇。与《桃李》相比，《桃花》在基调上显然要更为亮丽一些。作者自己也承认：“从内涵上来说《桃李》是放纵的，《桃花》却是收敛的”。[1]在《桃花》中，故事的焦点仍然集中在现代社会中各种欲望对知识分子的精神侵袭上，暴露依然触目惊心：师生情、兄弟情、男女情，学术腐败、股市黑幕、金融诈骗。但作者在这种无情的揭露中显然是矛盾的、游离的。一方面，作者似乎在努力经营一种虚拟的理想，创设了几个荒诞却声言坚守的人物形象；另一方面，作者又让这些人物惨遭失败，轰然倒塌在自己的诺言面前，成为精神家园犹疑的逃离者。
　　首先就作品的主人公大师兄姚从新来说，师兄是“我们宿舍唯一的处男”，发誓“找不到处女不结婚”。在一个思想过度开放、处女已经成为“稀有动物”的时代，这种坚守就代表了一种道德操守。同时，在师兄的倡导下，师兄和其他弟子还担负起了保卫“完美导师”的重任。在这里，师兄似乎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典范，他的存在，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自我坚守。作品的分裂之处在于，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集众美于一身”的人物，却又被作者置于另外一种被讽刺和批判的境地。自己苦苦守候的女友竟旁落他人，正可谓鸡飞蛋打。被钟情抛弃后，师兄居然大走桃花运，陷入了几个女人的纠葛之中，他轻而易举地放弃了自己的誓言。为了达到出国的目的，姚从新抄袭导师论文，胜之不武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师兄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出国，并非出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居然是寻找自己的情人，寻找自己丢失的“种子”！最后，抄袭事件败露，师兄只能悲戚戚地离开了学校。
　　作品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那就是弟子们心目中的“完美导师”方正先生。方正先生符合弟子们关于“完美导师”的标准：有真才实学，有知名度，是“一个导师，而不是一个老板”，年龄也恰到好处，还拥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美德。方正先生不贪财，为雄杰公司作讲座的劳务费给弟子炒股，积累实践经验，不好色，和师母感情甚笃，即便被别有用心的黄总拉进歌舞厅，也要借故走开。但是，方正又是“一个非常可笑的、自相矛盾的、面临困惑的”人物，“同时在生活中的选择也是经常处于错位当中的一种状况”。这位精于学术、能言善辩、警惕性十足的教授，却未能幸免被俘获的命运，被雄杰公司处心积虑的手段蒙蔽，导致判断失误，酿成大错，并因此落选新一届证券会发审委委员。失误面前，方正教授不仅不自省、自责，反而一味迁怒于他人，认为是弟子林小牧才酿成了自己的大错，甚至为此不惜出庭作证。而这种证言又与事实不符，实在有失磊落。落选后，“完美导师”居然和一个小自己几十岁的本科生邸颖媾和，上演“师生恋”，导致和妻子吴笛婚姻破裂。为了清除障碍，使邸颖顺利地由姚从新的女朋友变成自己的女朋友，方正先生在师兄出国的问题上翻云覆雨，由反对到支持，甚至无视学术的严肃性，把自己的论文拿去以师兄的名义发表。至此，“完美导师”已经成了第二个彻头彻尾的邵景文，其身败名裂自在意料之中。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游离？我认为源于一种超拔力量微弱。《桃花》与《桃李》之不同，在于后者表现知识分子的放纵，而前者则意在表现知识分子的坚守。但坚守得以进行到底了吗？无论是师兄，还是方正教授，都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信念，卷入滚滚红尘之中。这归根到底源于作者心中对知识分子认识上的犹疑。这种犹疑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对人物处理的摇摆不定，最终放弃坚守。而在作品定位上，也对以作品和人物的思想内涵打动读者、赢得市场缺乏自信，从而不得不采取了当下通俗畅销书所惯常使用的手段。尽管如此，我们还必须看到，虽然不坚定，但毕竟这种超拔的力量还是以微弱的状态存在着，《桃花》中的知识分子尽管也逃离、也堕落，但毕竟还力图坚守过。这在当下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可谓凤毛麟角，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