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是天津环渤海集团董事局主席郑建甫先生在2004年11月初在北京召开的“榆林能源化工基地座谈会”上的发言。建议各级领导及关心榆林发展的各界人士认真一读
关于陕北资源开发和资源资本化运作的几点建议
天津环渤海集团董事局主席―郑建甫
陕西榆林是
中国乃至
世界公认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盐矿等能源重化工资源最富集的地区之一，榆林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是举世公认的，在榆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榆林市在资源开发、招商引资和经济社会一体化发展诸方面均取得了巨大成绩，榆林市已经成为国内外知名度愈来愈高的中等城市，其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建设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但是，随着榆林市和整个陕北经济的迅速发展，陕北资源开发速度的日益加快，一系列涉及到宏观性和长远发展的根本问题需要及时提出并超前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关于对陕北经济发展过程中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陕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无法想象，在当前和今后半个世纪发展中，没有陕北能源重化工基地所提供的资源，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第一，关于环境问题
陕北能源化工基地地处毛乌素沙漠的南端，其东侧是广袤的黄土高原，由于该区处于中国的版图的中心区和黄河流域的中上游，因此，是沙尘暴、沙漠化和水土流失的重要发源地，同时，也是造成中国西部地区长期干旱气候的重要成因。可以说，这一区域环境的持续恶化，势必影响到中国大面积地区的整体环境的变化。
在没有进行大规模开发之前，自然环境的持续恶化，已将一个“风吹草地见牛羊”的地区变成巍巍黄土、茫茫沙海，使黄河夹带看大量泥沙变成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持续的干旱又使黄河变成一条季节河甚至断流，可以说，近几百年以来，黄土高原和由此造成的黄河流域问题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头大患。
在资源的快速开发过程中，这一地区增加了人为的污染。在煤炭开采、煤化工、盐化工、石油化工等重化工工业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这一地区又变成了中国乃至世界上工业污染最严重的地区。
在这个意义上，陕北地区的环境问题在“天灾”和“人祸”的夹击下，综合环境水平急速下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陕北的能源对中国经济的推动是重要的，但同样，陕北的环境恶化也会造成全国性的影响，而且，从长远来看，环境因素对中国造成的
灾难性后果将是难以估量的。
第二，关于贫困问题
几乎不用任何文字去证明，陕北大量农村人口仍然处在贫困状态，城市人口总体收入水平和全国相比，仍处在中下水平。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同等比例的富裕程度的提高。陕北的贫困还表现在地方财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并没有象发达地区那样形成相应的富裕财政，陕北各县，包括榆林市的财政尚不足以拿出足够的资金在解决发展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和问题。
可以说，由于广大城乡居民的贫困，政府也是穷政府，基本上是“吃饭财政”。如果将农村人口计算在内，陕北各市县的财政状况基本上是初级的温饱型财政。
这种“官、民”兼穷的状况，恰恰与外来
投资者和本地一批依靠资源开发迅速发展起来的地方小
业主超常规暴富形成巨大的反差，毫无疑问，这种发展模式正在激化各种社会矛盾，而且有些矛盾将直接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陕北目前的开发利润的基本分配格局是：外来投资者，包括大型国营
企业和外商投资，其利润基本全部带走；本地的民营企业投资收益外流严重，并且，这些民企规模小，
环保意识差，安全事故不断，难以在本地形成有战略意义的投资主体，对本地的发展贡献十分有限。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类企业在资源的开采和利用方面是破坏性的，环境污染大部分是由这类企业造成的，另外，这类企业其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制造了本地的贫富悬殊，隐性矛盾就更加尖锐。这类企业在地方经济发展中其正面效应和负面效应几乎相抵。
综上所述，陕北经济和社会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同样巨大的矛盾。如何更好地利用本地资源优势，抓住发展机遇，在为国家做贡献的同时，更好地解决如上问题，将是陕北经济发展面临的至关重要的课题。
二、只有地方财政迅速富裕起来，才是陕北整体协调发展的基础――“总公司”模式的提出
陕北经济的基本特征是资源型经济，这种资源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战略性资源。因此，从发展模式上与中国大部分同等规模的城市没有可比性。
首先，国有大型企业，特别是国家所属的大型企业构成陕北资源开发的主力军，由于体制原因，这类企业在利润分配上没有地方留成或分成的可能性。其次，如前所述，本地非国有企业由于其税收和利润对本地的贡献甚微，同样起不到重要作用。
因此，我在长期研究分析的基础上认为：
陕北经济发展必须在支持国有大型企业完成国家产业战略任务的同时，在积极引进外资和大力支持本地民营企业发展的同时，更紧迫的任务是发展几个有影响、大规模的地方政府控制的股份制企业，这部分企业形成的利润从体制上讲应是独立于地方财政的，这部分投资收益将成为解决前述各种矛盾并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的支撑性财力。
如前所述，榆林和陕北资源型经济的特征为地方政府引入财政外投资提供了巨大的利润
空间。主要问题是研究和
设计好投资体制。
第一，将榆林现有剩余的煤矿、盐矿等其他各种矿产资源的开采权尽可能多地控制在当地政府手中，这部分权利随着国家体制改革可能会将权力上交。榆林、定边、靖边等地的油井开采权的“丧失”，就是一例，必须在上交权力之前尽可能地掌控更多的资源，这样即使在权力上交之后，地方政府仍有足够的方法获得开采、利用的优先权。
第二，将所有相关资源进行整合，例如水资源、行政许可资源、交通和道路资源、土地资源和各种有可能形成商品性资源的要素等进行统一整合，使之形成规模、形成系统。特别值得一提的有两部分资源应尽可能多地掌控在地方政府手中，比如，对相当分散的各个小煤窑和已经批出去的小矿业，甚至发展前景看好的能源化工类
项目，统一定性、统一安排，这种掌控的方式不一定是由政府进行直接投资，而是通过各种经济手段使各个环节上形成系统，能够按政府的统一意图使各种要素和各个环节相互连接在一起，形成循环经济的产业链，在这个意义上，政府的规划作用和优势就显得更加重要，这也是地方政府最具优势和这个方案能够得以实施的基本前提。
第三，在形成这种理念之后，必须迅速形成一个有可能既代表政府又有企业特别的投资主体。例如，在榆林市，迅速成立“榆林市经济建设投资开发股份总公司”（下简称“总公司”）。
“总公司”的方案，在经济发达地区均有十分成功的经验，命名如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苏州开发区、大连开发区等。在天津开发区成功进行资本运作和将各种资源资本化取得了十分成功的业绩，为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以榆林为代表的资源型城市，更有必要形成这样一个有巨大的进行资本运作的平台，“总公司”的主要职能如下：
（一）整理资源。将有利用潜力和利用价值的资源，特别是分散的资源进行整理，使之有统一利用的系统功能，形成积聚效应和发散功能。
（二）控制资源。将有潜力的重要资源有计划、有远见地控制一部分，按照总公司的未来发展规划做好资源储备。
（三）将资源的职能转化。特别是在那些不具备资本职能的资源上进行资源的资本化。例如，天津开发区，甚至将绿地都作为资源来使用和运作。榆林市的各种资源十分富集且配套，考虑到煤化工和有关盐化工对运输的要求，对水的特别需求，这两项要素就可作投资的资本化运作。
（四）将土地资本化。土地的直接收益中的主要部分应该可以留在地方政府。目前的招商引资的惯用做法是一味地迎合投资者的要求，将土地的
价格一压再压。最后，是将两个最应该获得利益的部分的利益最小化：第一，是地方政府；第二，是拥有土地使用权的农民。二者的贫困导致地区发展潜在化矛盾日趋尖锐。在一个资源价值巨大的区域、政府应将级差地租的级差价格加大，也就是说，只有在“总公司”模式下，土地按照项目的要求进行整理，经过整理后的土地，再将矿产资源、土地资源、各种配套资源匹配到一起，在这种情况下，土地就成为可获取巨大级差收益的资本要素了，投资者包括当地的投资商必须为获得项目而首先获得土地，土地由此资本化并获得增值。
关于土地整理的投资问题，总公司可获特权进行土地配套的招商引资，与资源相匹配的土地，由于其回报有保障，利用本地其他中小投资的组合投资和利用其他资金一样具有很大吸引力，目前在各地有一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政府投巨资整理完成的土地，然后只出低于成本的价格“赠送”给企业，以达到招商引资的目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核心问题是，政府仅仅将整理完成的工业用地作为投资条件而非“资本”来使用，即使在亏本白赠送的条件下亦不会有好结果。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五）总公司体制是融资平台，总公司在建立初期就以股份制形式，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构建。这种公司形式可以有如下四种融资和组织货币资本功能：A、直接向金融机构融资；B、向其他非银行机构进行融资；C、组织社会中、小投资者的资金；D、最终上市，在国内外资本市场进行募集资本。
（六）在组建公司完成之后，将各种可转化成资本的要素通过中介机构的评估和确认，使之转化成增加了的股东权益，进而转化成新增注册资本金，通过这种转化，使总公司对外投资能力迅速增强。
可以说，“总公司”模式在如上一系列功能完善发展、转化和规模增大的前提下，本身就形成一个资源与资本的互动链条，至此，“总公司”模式才可以进行具有实际价值的操作。只有认识到这些最重要的职能和作用之后，“总公司”模式才有实际价值。
三、实例――向榆林市政府的建议
将榆林市现有的政府直接所有和控股的企业，特别是有产业链条关系的企业资产进行整合，这个整合的链条可以延伸到各县、区，这一步，如在利益层次上有争议，可以先进行规模整合，暂不涉及利益分配，这种规模整合的第一步目标是使“总公司”有足够的工商
管理部门认可的对外投资能力，整个运作过程可分为三步。
第一步，将现有煤矿矿区拿出一至两个来，规划一两个有投资价值的大项目，以甲醇项目为例。
将总规模为240万吨的项目，先暂时由“总公司”承接过来，本地政府的主要任务是：1、将与此项目相关的煤矿指令性地批至本项目的项目公司名下；2、将土地预留下来，拟作为资本投入；3、将有关的水资源按实际需求量确定下来，作为投入的资本确定下来，不是作为未来的水供应商。
第二步，将这项基本前提通过政府控股的股份“总公司”确定下来之后，由“总公司”组织相关人员进行可行性研究并形成相应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政府支持“总公司”报批有关手续。例如，环境评价、国家发改委的最终立项的批复，各有关部门的批复；直到各有关部门的所有批复完成之后，便可以进行相应的金融安排。例如，榆林市已获得农业银行总行贰佰亿元的授信。当前面所述条件具备之后，即可使用这一授信。中国的其他商业银行对这种类型的项目有极强意向。
第三步，当我们走完前二步之后，便可进行第三步的运作，即招商引资或者组合投资。在这个总投资为壹佰亿元的人民币的项目上，“总公司”已经拥有推进项目的所有条件，总公司所拥有的在该项目上的全部资源约能占到本项目的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而投资者按照我国投资的最基本要求，即自有资金的准备金30%的要求，投资者只要投入壹拾伍亿元现金资本即可，而另外壹拾伍亿元人民币已经在其他资本要素上量化了，其余投资则可通过直接融资或间接融资来完成。
经过这种整体整合和统一安排之后，“总公司”将当地拥有的各种要素实现了资本化，投资者获得了时间效率，从而又和当地政府形成密切的合作关系，进而又获得了行政资源率。在这个项目投产之时，就意味着榆林市拥有财政外价值二十亿元的工业产权。这种投资理念，对于大部分投资者来说是极具吸引力的。本方案的成功在这个思路下毫无疑问是可行的。榆林市神木县的凉水井煤炭集装站就是这方面成功的范例。假定我们在榆林市设计和规划上总投资为伍佰亿元投资盘子的煤化项目，在如前述的运作思路下，“总公司”将拥有原始投资概念价值壹佰亿元人民币的工业产权。煤化工在我国乃至世界都拥有极好的投资价值，其市场前景普遍看好，这是不言而喻的，实际上，在这类投资理念下，原始创业股的价值升值率一般在50%左右，也就是说：“总公司”为榆林市创造一佰伍拾亿元人民币的价值不是理论数值，它具有切实可行的意义。而实现这个过程不会超过五年，即可见到效益。如果各方面配合密切，推进顺利，受益周期应该在三年左右。
结束语
以上投资理念分析是建立在中国目前的投资体制和有关的金融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前提下的。实际操作中，尚有诸多技术细节需要完善，但那毕竟是可以通过人为的努力来完成的。
榆林市经济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绩，特别是沙漠治理方面，取得了世界认可的成绩。但榆林仍然是一个吃饭财政，2004年大约总的地市财政收入不会超过伍拾亿元人民币。这种水平，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即使在五至十年以后，仍不可能超过百亿元。这对于快速发展的榆林市来讲，这个水平也无法承担日益增加的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更谈不上对沙漠的彻底治理，对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和对贫困问题的彻底解决。按照现有体制，我们榆林市无论如何也达不到这个要求。因此，“总公司”模式可能是一个体制方面的创新，它为榆林市政府将现有生产要素资本化，从而达到大幅增值为本地区谋取更大的福利，提高了一个现实的实现途径。
试想，当我们榆林市政府在财政预算外拥有一佰亿元人民币的可支配的财力，毛乌素沙漠的彻底治理，水土流失的大幅度改善，老区贫困问题的根本解决，进而投资环境的根本改善，投资能力的大幅度加强，以及对本地区所有资源的掌握能力的大幅度提高，等等。这些目前看上去还遥不可及的事，不就是立即可以着手操作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