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杜晓英

    记者：《白鹿原》出版已八年，八年的时间已证明它是一部杰作。杰作也不可避免地有突出的弱点。我注意到您在发言中认为它有“狭隘的民族意识”。能说具体点吗?

　　李建军：狭隘的民族主义是指那种纯粹以本民族利益为中心，缺乏博大的人类意识、世界关怀和普遍同情的情感和意识。这种狭隘的民族意识，很容易滋生出一种非理性的狂热的爱国主义情绪，像马克思批评过的那样，这种爱国主义是“私有感的理想形态”。事实上，至少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爱国主义。一种是理性的、健康的爱国主义。它培养人们的世界公民意识，并在此基础上，让每个人都成为生活于特定民族之中的独立而自由的人。另一种是非理性的爱国主义。它崇奉权力和暴力，强调服从，要求牺牲，以整体遮蔽个体，常常将公民异化为实现民族或国家的野蛮意志的工具，很不利于现代公民意识的形成。不仅如此，这种爱国主义还是专制暴君的盟友和队伍，集权政治的阳光和土壤，因此，也就不利于现代政治理念的形成和现代政治制度的产生。

　　由于封闭的地缘政治格局，由于自明清以来在国际冲突中一直属于弱势国家，我们有些中国人一方面以泱泱大国自居，一方面对世界尤其是西方充满恐惧和敌意，渐渐地形成了一种病态的狭隘的民族意识。这一点影响到了中国的文学。中国的文学叙事一旦涉及国际矛盾和民族冲突，就陷入一种简单的愤怒与仇恨之中，缺乏更博大的人道情怀。这一点在《白鹿原》中有极为典型的表现。《白鹿原》中的民族冲突是中日战争。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也是自明代以来，给中国人民造成骚扰和伤害最多最深重的国家。中国人对这个尚武、偏执的民族怀有戒备甚至仇恨心理，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人类是凭着爱意与人道才能活下去的，才能使自己生活的这个世界真正变成人的世界。而文学正是为人类提供这种伟大启示和精神支援的，所以，伟大的文学可以表现民族情感，但不能狭隘，而应该有更博大的人道情怀。在这一点上，《白鹿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它写朱先生等人发表抗日宣言等等都是可以的，但在这之外，我们没有看到陈忠实为我们提供更博大的情感空间和更可取的人道立场。

　　我们可以通过与《静静的顿河》的比较，来具体说明这一点。在这两部小说中都写了民族战争，都写到了敌人的死亡，但读者感受到的作者的情感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肖洛霍夫谴责战争，对所有死于战争的生命都给予同情和怜悯。陈忠实没有做到这一点。例如，两部小说都写到了一绺头发，在《静静的顿河》中格利高里杀死了一个奥地利士兵，他非常痛苦、难受，慢慢地走到死者的身边，发现他的口袋里有一个小夹子，他打开来，看到一个德国姑娘的照片，与照片一起，还夹着姑娘的一绺金黄的头发。“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实在催人泪下。肖洛霍夫的伟大，就在于他能超越战争状态下的民族对立，来关注这一绺金黄的头发。陈忠实也写到了头发。那是鹿兆海每杀死一个日本兵，就要割取一绺头发，最后集成一束，被交到了朱先生手中。朱先生燃烧它来祭奠鹿兆海时，竟然被那股焦味恶心得嗷嗷地呕吐起来。说老实话，我读到这里极不舒服。我的原则是仇恨止于死者。人都死了，还要这么过为已甚，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什么?所以，就这一点看，陈忠实显然远不如肖洛霍夫的。其实，在一点上，很少有哪个中国作家是达到了及格线水平的。

　　记者：在您的视野中，您知道哪些陕西作家?能对他们简短地点评几句吗?

　　李建军：可以说，稍微突出一点的陕西作家，我都知道，其中不少人还是朋友。简单地点评，当然可以，但我不愿，因为由于不能充分展开，容易引起误解。我更愿意依据文本展开批评，这可以避免不着边际的胡说乱道。

　　记者：陕西作家群有何共性?您认为从全国文坛角度讲，他们优势何在?欠缺何在?

　　李建军：他们大都来自农村，大都像农民种地一样写东西，而且大都擅长写农民。他们远离中国的政治或现代经济中心，用尼采的话说，是“远离市场和荣誉”，从客观上来讲，这是有利于创作的。西安是一座古朴、温馨的城市，虽然小，但历史悠久，文化氛围也好，利于作者生存。舒缓、从容的生活节奏，也有利于作家从容地写作。欠缺嘛，陕西作家接受完全、系统教育的比例较低，因此显得学养差、知识构成不健全，这影响了他们在思想上的成熟和深刻，使不少作家不能以更高远的视界来审视世界、观照生活。所以，陕西作家需要静下心来，多读书，积学以储宝，提高思想能力。另一个问题是精神上的，陕西作家缺乏现代文明指衡下的主体精神姿态和价值理念。具体地说缺乏彻底的批判精神，独立的人格意识，现代的公民意识、自由意识。他们离体制的距离太近，对来自体制内的评价和奖赏过于在意，让人觉得缺乏骨气和大境界。这一点比人家拉美作家差远了。人家像马尔克斯所说的那样，是“啄食社会腐肉的秃鹫”，而咱们呢，是人家屋檐下的麻雀而已。

　　说到陕西作家的优势，我想，至少还有以下两点应该指出。一是陕西省深厚的文化积淀和热情的读者群。远溯其源，周秦汉唐文化，如洪波涌流，浩荡不息，一直影响着陕西这一地域的文学发展，使陕西在中国的文化地理版图上，成为一个重要而醒目的所在。这种文化上的积淀和影响，给陕西作家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也为他们准备了对文化和文学充满敬惜之情的读者大众。就我的观察和印象，似乎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像陕西人那样具有豪壮的诗性气质和热烈的内在激情，像陕西人那样尊敬能说会写的文化人，像陕西人那样崇拜有才华的作家。我曾对朋友说，平凹如果不是在陕西，而是在别的什么地方生活和写作，他未必会像他说的那样浪得那么大个“虚名”。二是连续的代际传承和健康的代际影响。陕西是当代有影响的作家最多的一个省份。其中柳青对陕西作家的影响最为巨大，他至少影响了陈忠实、路遥这一代人的创作。他长期在农村生活和写作，写普通的农民，写渭河平原上五月阳光下的蒲公英。这让那些有志于从事文学创作的农村青年觉得亲切而熟悉，消除了他们对于创作的神秘感，增强了他们像柳青一样通过长期努力，把自己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写入小说的信心。柳青也通过各种方式，向青年人介绍自己的创作经验，甚至还亲自给陈忠实密密麻麻地改过一篇小说稿子。其实，即使不这样做，他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影响。陕西的作家如路遥、陈忠实，几乎都是通过反复阅读、揣摩《创业史》来学习写作的(相比而言，贾平凹受柳青影响较小；他身上更多的是南方人的气质！因此，更倾向于、更容易接受沈从文、孙犁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柳青，就不会有陈忠实、路遥这一代作家，至少，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他们肯定要花费更多的时间，要经过更多的摸索。

　　在我看来，陈忠实正以其成就和威望，成为柳青之后对陕西文学影响最大的作家，他对文学的态度，他的一些价值观念，他的成熟的叙事智慧，都成为那些正在学习写作的青年乐意吸纳的东西。希望他能通过更有效的方式，使陕西文学的代际传承和影响进入更理想的状态。

　　

记者：有人说陕西作家的高峰已过去，目前的局面是“后继乏人”，您是否有这种看法?为什么？

　　李建军：我没有这么悲观。江山代有才人出嘛，柳青时代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日后还出了一个超越了柳青的陈忠实。就我所知，陕西的青年作家队伍阵容是庞大而整齐的，其中不乏有诗性气质和可喜才情的人。他们需要发现与支持，所以，不要以“后继乏人”之类的话来增加他们的“影响的焦虑”。当然，青年作家自己也应该像陈忠实那样，以虔敬的态度对待创作。在今天这个以追求权力和金钱为普遍时尚的充满败坏气息的时代，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牺牲和努力，才能获得成功。

　　记者：文学批评本应是一种独立的审美活动，它揭示并宣扬的是良知与真理，但是目前，文学批评显然被市场与媒体所左右，读者很难听到真正的批评的声音，您对此有何看法?

　　李建军：有看法，但没办法。是的，在今天，传媒基本是上消极的，甚至是有害的，而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失职的，甚至是有罪的。没有比传媒的商业化炒作和评论家的丧失原则的吹捧更有害于创作的了。他们勾肩搭背，挤眉弄眼，上下其手，不负责任地讨好作者，坑害读者。他们硬是要把狗屎说成黄金。这简直是在审美的精神领域犯罪。这是一种基源于商业动机的腐败性合谋。他们在谋杀文学，是在行骗。这些批评家和传媒人也许并不缺乏审美感知力和判断力，他们缺乏的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气质，缺乏为读者负责的道义感，缺乏说真话的勇气。很多时候，我宁愿听狗叫，也不愿听批评家说话。从他们的嘴里出来的永远是空话、假话和套话。什么时候才能听到“真的恶声”呢?希望这一天早点到来。

　　记者：您是否关注贾平凹的创作?他的新著《怀念狼》，许多读者反映此书可读性差，您对这部作品怎样评价?

　　李建军：贾平凹的创作我一直关注。我希望他的创作能有新的突破和实绩。但他先生阁下常常令我失望。自《废都》以下，我在他的小说中较少看到让人略感满意的东西。没有新的精神视境，没有新的话语风格，没有智慧的叙述形式，没有塑造出真正活的人物。永远是那副样子：不今不古、不死不活、不阴不阳、不明不暗、不人不鬼、不冷不热、不文不白。食之既已无味，弃之亦不可惜。然而，贾平凹的书一直卖得很火，这真是一种怪现象，中国特色的怪现象。我把这看成文学腐败的一种典型样态。这种腐败是由多种腐败主体合谋的结果。难道在中国，腐败真的无孔不入，真的成了一种气息、一种氛围、一种生存方式了吗?难道连文学也避免不了被腐败打垮的命运吗?《怀念狼》一出来，我就读了。读后的感觉用一句时下流行的话说，就像落了一头雾水。我又一次体验了被戏弄的感觉。乏味、苍白、浅薄、混乱、虚假、做作、了无新意，真可以说一切坏小说的毛病，都让它占全了。还有半通不通的病句，别别扭扭的修辞，像爬上脚背的癞蛤蟆，让人捂擞得浑身起鸡皮疙瘩。还有偶尔露峥嵘的常识性错误，诸如“鲁迅的小说《祥林嫂》”啦、“《唐吉诃德》里有个星期五”啦，简直叫人怀疑作者是否认真地读过《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之类的书。总之，这是一部消极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文本。它也许会获得某个后现代评奖委员会颁发的“国际大奖”，但这对普通读者来讲，是毫无意义的。《怀念狼》的基本性质是虚假和苍白，它的叙事策略上的突出特点是拼凑和编造，而它对读者的态度则是戏弄和缺乏平易待人的诚意。它是一场游戏，但从中感受到乐趣的，只有作者、商人化的编辑和乡愿式的评论家；它是一次成功的商业行为，但拍着鼓鼓的钱袋、满脸堆笑的是《收获》杂志和作家出版社；最后，据说它还是一次“大地震”，震中在北京，震源来自这部小说的作者、编辑和不负责任的评论家，但受灾的却是全国各地的轻信、盲从而慷慨的无数普通读者。

　　平凹爱讲的一句话是“淤泥里生长出来的莲花是圣洁的”。不错，很有诗意。但文学的莲花是高贵的精神之花，是从纯洁的心灵世界里生长出来的。如果心灵世界本就是一摊淤泥，那就别指望体验到“如莲的喜悦”。因此，我现在给平凹的忠告就是，澡雪精神，疏瀹五藏，同时放下手中的笔，好好读一些有现代性价值的好书，认真地思考一些切实与现实关联着的重要问题。如果这样，还是一行有价值的字也写不出，那就不写也罢。有写之不写，有不写之写。前者虽然在写，但比不写东西还坏，因为它的失败在减损作者的声望和读者对他的信任；后者虽然不写，但却比不成功的写作要好，因为它至少不会伤害读者，不会以消极的写作败坏我们的精神环境。在腐败性的写作环境中，写不出好东西的作家，应该选择后者。

　　记者：西部大开发，会给西部的文学带来契机吗?您有什么预测?西部文学这一概念是否成立?如果成立，体现这一概念的有哪些作品?

　　李建军：“西部大开发”是一个似乎很有气势而且热得让人发昏的热门话题。我这个人怕热，所以，此类热门话题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就恕我不能赞一辞吧。



    本文系作者2000年9月6日与《三秦都市报》记者杜晓英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