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军

    2000年9月初，在《〈白鹿原〉评论集》的研讨会上，我对《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小说创作，说了几句自认为是有一得之见的话。后来，《三秦都市报》的记者针对我的发言提了几个问题，要我回答。我曾反复推辞，因为回到西安要办几件紧要的事情，要会一些久别的朋友，时间实在太紧。但记者的信任和执着，还是让我觉得却之不恭。于是，便抽出半天的时间，交差完事。过了几天，记者来电话，说他们就要发稿了。又过了几天，记者又告诉我，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刊发了，并说了不少道歉的话。这些解释其实是多余的。发了，说明他们有担当的勇气，不发，说明他们有种种的顾虑，都是可以理解的。大约过了一个月的时间，又接到西安来的电话，说那篇访谈已经刊发，随即就寄来了样报。我一看，不仅只发了其中的两段，而且还做了一些删汰和编辑处理。我对此也表示理解。几天后，我又被告知，这两段文字，引发了沸沸扬扬的争论。对此，我颇感意外和惊讶，但也仍旧是率由旧章：表示理解。化用陆放翁的诗句，这正是：去后是非谁管得，满城争说蔡中郎。既管不得，就由它去吧。

　　又过了几天，便不断地看到了争论的文章和报道性的文字。这回实在让我大开了眼界。我这才认识到自己把问题想简单了，原以为自己说的是真实的体验和想法，批评的也只不过是《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决不至于得不到两位作家的宽容的理解，更不至于引起人们恶意的揣测。然而，我还是发现有一些误解，乘着愤怒的黑马向我奔来，骑着想象的白鹤向远处飞去。同时，我还发现，在一些批评文字中，竟还存在着常识性的问题，而有的气盛而言不宜的文章，更是任意忖度，逻辑混乱，理路不清。我愿意就这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看看是否能与大家达成共识。

　　先说批评的尺度或“基准”问题。在我看来，文学是一个相对的意义世界，这不仅因为文学是想象的结果，而且还因为文学从创作到接受，都具有个体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每一个人的气性、人格、趣味、好尚，乃至性别、经历、遭遇等等，都会影响到他对文学作品的选择、体验和评价。因此，就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人都是用自己的尺子，来衡量一切作品的。他必然会选择自己喜爱的或与自己在精神上有同构性的作品，而拒斥那些与自己格格不入的作品。这样，才有了“趣味无可争辩”这句话。但这并不是说作者、作品和鉴赏水平，因此就分不出高下、好坏和优劣了。不是的。文学的价值是可以通过比较来认定和评估的。已有的作品和固有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评价的参照系统和具有普适性的尺度。更何况一切文学作品都是写人的，都是“人学”，正是基于这一点，钱钟书先生才在《谈艺录》的序文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钱先生自己正是以此为圭臬，在多向度的综合性比较中，展开了文学研究的工作。总之，一切伟大的文学作品虽表现特定时代、民族或地域的人生世相，但必达于可被人类普遍共感的境界，始可以成就其伟大。

　　既然如上所述，文学批评的尺度是个人化的，而文学评断又必然是通过比较实现的，那么，我就不明白，在孙见喜看来，我为什么不能用《静静的顿河》来比照《白鹿原》？为什么《静静的顿河》的“博大的人道情怀”《白鹿原》就不该有？而我什么时候说过《静静的顿河》是“惟一”的标准的话？而见喜兄自己倒是在发表于《华商报》的文章里确确实实说过：“《白鹿原》的高度是难以逾越的。”难道我说过《静静的顿河》是“难以逾越的”了吗？难道我在拙著《宁静的丰收》一书中把《白鹿原》与《静静的顿河》作比较时，不是也充分地肯定过陈忠实重叙述轻抒情、重省笔轻渲染、重情节轻心理的叙事智慧吗？我批评贾平凹，见喜兄说：“基本上是不认路”；我提出的贾平凹创作中的问题，见喜兄说这些早在90年代初，就被费秉勋先生解决了。那时候《土门》写出来了吗？《高老庄》写出来了吗？《怀念狼》写出来了吗？都没有。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费先生总不至于有先见之明到把七八年之后的问题都提前“解决”了吧？

　　见喜兄是作家，散文写得尤见个性，形象思维或者说想象力是极好的，这是他的优长之处。但见喜兄常常习惯成自然地用形象化的比喻，来代替缜密的论析和说理。这解决不了问题。例如，到粮店，当然买米要论斤，到商店，买布要用尺，但小说不是从粮店或商场买来的，而是从书店买来的，买的时候，既不用尺子，也不用秤。而评价小说，固然要“辨清路子”，但这个路子只能是每个人自己的“路子”，否则，都走见喜兄的“路子”，那满世界就都是《鬼才贾平凹》了，或都走费秉勋先生的路子，那《贾平凹论》之类的书就不仅不好写，也很难卖出去的。说真的，我并没有想用我的“坚定的史诗主义”，替代贾平凹的“顽固的中国意象主义”，我只不过要表达我费时耗力读完《怀念狼》以后的真实感受而已。

　　接下来该说到费秉勋先生《醉翁之意在哪里》一文质问“醉翁”的高论宏议了。费先生的这篇文章，确实是令人费解的。我与费先生交往不多，听他的发言，读他的文章，有了这样一个印象：所陈之见，或有新意，但思想的视域每显逼仄，而思维的方式也颇显偏执和古怪。如在《评白嘉轩》一文中，他就偏要说“中国封建历史很伟大”，就偏要“把中国封建历史作为一个审美的现象来观照”。斯亦奇矣。一家之言，说说倒也无妨，反正“封建历史”也不会全体起立并经久不息地鼓掌。但费先生这次却把锋芒指向了我的两段文字，也对着我这个人发论了。藐予小子，洗耳恭听之后，又实在不能已于言：“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

　　

费先生的这篇文章，写得很有气势，毫端是带了感情的，兼之有了真理在握的自信，说起话来就显得左右冲突，上下摩荡。可惜，这篇文章气虽盛而言不宜，势很猛而理不通。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出来。

　　首先，缺乏逻辑上的一致和自洽。费先生说我的话“确有击中要害的地方”，认为这“对陕西的文学发展无疑会起到积极的作用的”，但到了后边，却说我评价贾平凹的话“没有丝毫说服力”，而在他看来，我对贾平凹的批评，乃是这篇访谈的“重点”所在。那么，我的“击中要害”不在“重点”上，又在哪里呢？如果击中了“重点”，你就不能说我的话“没有丝毫说服力”；如果没有击中“重点”，那你就不能说我已经“击中要害”。二者必居其一。

　　第二，费教授有无原则为贾平凹辩护的嫌疑。他的做法是先把贾平凹供放到一个让人仰视的位置上，一会儿说“贾平凹近年来的创作可不可以抹杀”，是一个“关系到中国文学今后如何发展的大问题”；一会儿说贾平凹“锐意探索”的“小说叙述方式和语言民族化方面的努力”，“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一个大问题”。任何问题，一旦与贾平凹联系到一起，就必然要“大”了起来。而只要把贾平凹放“大”并加以神化，费教授就可以把一切美丽的桂冠戴在贾氏头上，而不管这桂冠戴上去是太大还是太小，太轻还是太重。如贾氏近年来小说的一个明显而严重的问题，是可读性差，缺乏交流上的可沟通性和亲切感，显得做作而不自然，可费教授却硬要说他“在艺术上既追求民族化又追求现代性从而赢得了宽广的读者群”。而这个“宽广的读者群”就是那个虽然落地但并没有生根开花的３０万册印数。首先，印数本身并不能说明问题，否则，中国现在最有价值的书，就该是赵忠祥等人写的那些连文理都不通畅的东西了。再说，小说是一种不买不读便不知好坏的消费品，而读者买了一本坏书又无处退货；下一次，媒体和昏愚的评论家又像广告商一样，向读者宣传，读者抗拒不了自己的好奇心和参知欲，便又买，便又上当：他们一次次地对作家寄予希望和幻想，一次次地相信媒体和所谓的评论家，却无不一次又一次地承受着失望和上当的双重打击。贾平凹小说的“畅销”,有这种情况在里头。

　　事实上，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已经堕入低谷，无论离真正的“现代性”，还是离真正的“民族性”，都有不近的距离。倒是贾平凹自己还有点自知之明，他在《我的生存观念变了》一文中说，《怀念狼》虽“经过四次大的修改”，但他“仍然处于恐慌和不知所措中”，而且也知道：“我总是做得不好，常常有夹生气”。至于贾平凹目前这样大的“名声”究竟是谁的“功劳”之类的问题，已没有了意义，“大师”之类的头衔，别说是某些学问当生意做的所谓“教授”廉价甩卖的，即便是由国务院或诺贝尔评奖委员会颁发的，戴在贾平凹头上也只会有喜剧效果，因为，名虽归而实不至。一位朋友说，生活在中国的公民们，三十年内，别想在自己身边看到一个可以称之为大师的人，因为，照亮大师的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我看，有些道理。如果您实在想见识一下真正的大师是什么样子，那就买一套《鲁迅全集》回家慢慢去读。

　　费教授的第三个问题是夺刀杀人，不问黑白。我说了贾平凹的七个“不Ａ不Ｂ”，费教授则索性说，这不是毛病，而是优点，“是色调上的对立两极的和谐统一，这给他的小说带来某种温和与多向性美，以此赢得了众多读者”。如此说理，真令我叹为观止，自愧弗如。“不Ａ不Ｂ”就是不仅与两边都靠不上，而且与和谐的中间状态无缘，它是一种什么都不是的怪样子。比如说“不男不女”，就不能说是一个综合了男人之阳刚与女人之阴柔的完美状态。而“不文不白”也不是一个褒义词，而是说它别扭不通，例如：“这在全国乃至全世界也似乎不可为二的”，“不可为二”这个不文不白的词是什么意思？是说“这”是惟一的呢？还是说“这”是第一的呢？还有“食寐不安”，“妻子又是喋喋不休着房子……”前者是自造的成语，后者也不是及物动词，只可作状语的。贾平凹这部小说语言上的毛病多了，这里只能列举一二。

　　那么，“醉翁之意”到底在哪里呢？换句话说，我为什么要批评贾平凹呢？费教授自己是给了一个答案的，那就是李建军千里迢迢从北京回到西安所干的这件事情，“有相当大的炒作目的”。关于我接受记者访谈时批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缘起和过程，我想我在前文已交待清楚了。但尽管如此，怎么能证明你没有为了出名而“自我炒作”的动机呢？这真是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像胡适先生在《名教》一文中说的那样，中国是个崇奉“名教”的国家：“名教信仰什么？信仰‘名’。名教崇拜什么？崇拜‘名’。名教的信条只有一条：‘信仰名的万能’”。“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乱世英豪的哲学，一般人也大都认可的。许多人为了评职称、评奖、升职位、见报上镜头，无所不用其极，为了什么？除了为利，就是为名。你说你不为名，你说你没有“自我炒作目的”，谁其信之？但尽管如此，我想提醒您的是，您尽可以怀疑我抵抗名利诱惑的内在定性，但您应该了解我对待名利的基本态度，更何况对我来讲，靠两段访谈文字而暴得大名，即使不是一件令人尴尬不快的事情，也绝不至于为之沾沾自喜。其实我完全可以坦率地告诉您，我之所以要那么做，就是想让人们知道，只有说真话，我们的每一次交流和沟通才是有意义的，也只有学会说真话做真人，我们的社会风气才有望慢慢好起来。

　　我还要告诉大家，贾平凹不是所谓的“大师”，他的思想不仅不成熟，而且混乱而浅薄，如他发表在《北京晨报》上的那一篇文章，就把新“左”派仇视西方文明的浅薄与偏激的文化保守派的自大，都拣到了自己的篮子里：“而如今的现实是美国的时代，他们已在企图着以自己的文化全球同化，他们的文学艺术呈现着人的‘病象报告’。我们毕竟不甘屈服美国，我们有我们的传统民族文化，也即他们有他们的生存经验，我们有我们的生存经验，当种种迹象表明，西方理性文化在遭受种种挫折后自觉与中国的感性文化靠拢吸收之际，这就为我们的文学提供了可以独立的机会。”这种把“我们”与“他们”分开来的的思维模式，是新“左”派的惯用套路，这种把“西方的理性文化”与“中国的感性文化”对立起来的自欺欺人，是偏激的文化保守派的看家本领，如此套路和本领贾平凹都兼收并取，但就是对“我们”自己的“病象报告”说不出一句响亮而结实的话来。贾平凹的审美趣味不仅不具有健康的现代性和道德纯洁性，而且是病态的和低俗的；他的思维取向及价值取向与其说是前瞻性的，毋宁说是后视型的；他的知识构成也是残缺的，而不是圆整的。

　　我还要告诉人们说好听话已经成了中国人的一种病态的习惯，已经成了当代文学批评的沉疴和痼疾，因此，大家见到那些满脸堆笑说好听话的人，一定要警惕，要小心。“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可我们的肚子饿着，我们的灵魂也被剪去了自由的翅膀。

　　最后，费教授终于忍不住又问道：“李建军在陕西文坛好多年，我们并没有听到他发出多少声音，怎么刚一到京，就有这么大的激愤呢？”

　　我的“激愤”与“到京”与否没有关系，因为我几乎一直就这样，或者说一直是“激愤”着的，只不过这次“激愤”到了贾平凹的头上，这就引起了费教授的注意和疑问。事实上，我早在写于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已经批评过《废都》的缺乏道德纯洁性的问题，也算“激愤”过一回了，这次卷土重来，主要是由于《怀念狼》的问题太严重，但也是狂奴故态耳。更何况，如果一个人的理想情境与现实日常性地发生着冲突，要他不“激愤”，可能吗？而知识分子就该有理想情境，就该在此理想情境的指衡下，与现实构成一种批判性的张力关系，因为，这个群体是一个社会中惟一依赖意义世界而生活的群体，惟一能牺牲一切守护意义世界的群体，因此，他也应该保持清醒的批判意识和纯粹的道义感，义不容辞地对一切败坏和残缺“激愤”着，否则，就太可悲了。如果知识分子一个个都像鲁迅先生在《我还不能“带住”》一文中说的那样，“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那怎么得了？那怎么能行？是的，对于虚假和败坏，我难于做到毫不介怀，更多的意思用不着词费，只要看到了，并且有机会，我还是要表示“激愤”的。如果我哪一天昏愚、堕落到满口都是两可之论，温暾之谈，执中之说，公允之言，那我或者在惭惶中让自己闭嘴，或者天天陪着女儿，到工人体育场旁边的一间屋子里听狗叫。

　　最后，我同意这样的说法：一个评论家不仅要将世态看得烂熟，同时还要多读书，因为光读几本苏俄的小说肯定是不配做批评家的，正像整日沉潜于《奇门遁甲》和《邵子神数》之类的东西，不能自充文学大师和文学批评的大法官一样。

　　王若虚诗云：“妙理宜人入肝肺，麻姑搔痒岂胜鞭。”我相信，批评性的意见，虽然听着别扭，但终究比好听话管用。我相信，虽然我所批评的两位作家，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方式来倾吐他们对于一场文学事件而不是“非文学现象”的意见，但他们一定明白这样的道理：沉默并不一定总是大度的标志，有时它往往给人一种消极的印象，因为现代性的精神遇合与交往方式，恰恰是对话，争辩是众声喧哗，而不是保持阴郁的沉默。

    请大家都来讲真话，尽管讲真话是很很难的；请大家都习惯听真话，尽管真话听起来总是那么不顺耳。这是我的呼吁，我想，也是大家共同的愿望，因为没有人愿意生活在腐败与虚假的双重折磨中，既然与腐败作斗争是一场艰难而漫长的战争，那么，就让我们先从文学领域开始，驱逐虚假这个危险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