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诱奸的中国文人

　　　　　　　　　　　　　　　　朱健国

文人常被执政者“诱奸”，这是梁任公的发现。“诱奸时代”未远去，则是我读李辉《风雨中的雕像》（山东画报出版社一九九七版）的一点后知后觉。因此，想和李辉商榷一个问题：能否对被“诱奸”过的当代文化名人，多作一些批判？

梁任公的“诱奸”观，集中体现在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认为，“满洲人的征服事业，初时像很容易，越下去越感困难。……满洲人虽仅用四十日工夫便奠定北京，却须用四十年工夫才得有全中国。他们在这四十年里头，对于统治中国人方针，积了好些经验。他们觉得武力制服那些降将悍卒没有多大困难，最难缠的是班‘念书人’，尤其是少数有学问的学者。因为他们是民众的指导人，统治前途暗礁，却在他们身上。”（Ｐ１８）出于这种“远见”，满清皇上们便对文人学士们采取两种策略，一为“诱奸”，软摧残；一为大兴文字狱，硬打击。何为“诱奸”呢，就是先以乌纱高位等引诱文人出卖良知，放弃独立思想，为执政者歌功颂德，吹牛拍马，当“南书房行走”；而后，一旦“那群被‘诱奸’过的下等“念书人”，不大用得着了，于是板起面孔，抓着机会便给他们点苦头吃。其对于个人的操纵，如陈名夏、陈之遴、钱谦益、龚鼎孳那班贰臣，遭蹋得淋漓尽致。”（Ｐ１９）在这之中，“两朝领袖”钱牧斋最是典型。他在降清后，锐意为清朝立功，骗在杭州的潞王归顺大清。清朝对他大加赞赏。但骗局成功后，钱牧斋自以为功可入阁，可是等到顺治三月也只给了他个礼部侍郎管秘书院事枣一个五品左右的小官。不久又借故?他下了大狱，一坐六年。最后，即便他死去，也还不忘专设“贰臣传”，在清史中永远地羞辱他。其“诱奸”之狠毒，真是应有尽有。按说，大清既如此伸张正义道德，讲究“从一而终”，那当初又何必要招降纳叛呢？既招降，诱奸了钱氏，那便也就姑念其投诚受奸之苦，善待而终吧，可又偏要大批其“贰臣”，如此“始乱终弃”，何其酷也。

清执政者对“贰臣”们如此深恶痛绝，理应对那些坚持“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仁人志士褒奖关怀，可是恰恰又采取大兴文字狱，如康熙二年湖州庄氏案，一时名士如潘力田、吴赤泻等七十多人遭难，不久又有顾亭林于济南下狱，黄梨洲被悬购缉捕……这种疯狂的硬打击，便把更多的文人逼往“诱奸”之道。清廷深知，硬打击易给当局抹黑，而转用“诱奸”摧残，则既能尽快摧毁“社会良心”知识分子，又能给自己贴金枣朝廷最终并不喜欢这些堕落走狗似的文人呀，从而造成“社会良心”临终失去民心民意，彻底消亡。

曾以为梁启超所论的那个“诱奸时代”，已随着辛亥革命而远去。但是读罢《风雨中的雕像》，细想其中关于老舍、吴晗、田汉、邓拓等文化名人的命运的描述，不禁惊恐，这些当代文化名人们，似乎依然未逃脱“诱奸”的悲惨命运。

不能不佩服李辉的精细考证，他把一代文化大师被“诱奸”的真实细节一一钩沉陈列。“老舍在从美国归来不久，就率先成功创作反映北京新变化歌颂新时代的话剧《龙须沟》，因而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响应罗瑞卿的号召，根据真人真事创作配合肃反的讽刺喜剧《西望长安》；他在大跃进的鼓舞下，创作出《全家福》和《女店员》……”（Ｐ８８）不仅如此，“从不愿修改已经发表作品的老舍，最终亲自修改起了《骆驼祥子》。”他修改了什么呢？把最体现自己独立思想、最体现原著悲剧精神的精采文字删掉了。有一段被删除的精辟议论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