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寒窗，三十年高考。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高考不仅是一种制度安排，更记载着他们的人生。就像一首老歌会唤起我们青春年少的回忆，“高考”二字同样刻有时间的印记。

　　善感的人们不忘将自己的感恩送给1977年。正是这一年，河流解冻，大地开始恢复生机，中国恢复了因为“文革”而中断了10年的高考。就在这一年，人们奔走相告，漫卷诗书喜欲狂―――在570万名报考者当中，甚至出现了不少两代人同赴考场的场面。

　　当年恢复的高考并非十全十美，然而，相较于此前沉闷的十年而言，这一切足以令人高歌。它在春天播撒希望，唤起流落于荒郊巷尾的知识青年关于生活的信心与热忱；它打破“血统论”，使“成分”让位于“分数”，让低人一等的“黑五类”终于有机会抬头挺胸、“重新做人”；它穿透“城乡分治”的二元格局，让生长在田野里的农家子弟也可以在“学海无涯苦作舟”的指引下，寻找自己通向新世界的蜿蜒道路，编织起做未来城市主人翁的梦想；它打破了权钱构筑的区隔，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即使是赤贫之子也有机会通过知识改变命运。

　　恢复一个制度，推动了全社会。今天，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回顾中国改革，相信中国改革的目的即在于重建秩序文明，就不难理解1977年恢复高考不啻是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开端，是中国社会重生的宝贵机缘。对于一个被十年动乱严重破坏了的国家而言，正是高考这一“制度通道”在一定程度上重建了规则，重建了人们对知识的信仰，重建了社会价值；它不仅焕发了青年人的斗志，而且在清晨的惺忪睡意中点亮了一个国家未来。

　　一个社会由封闭走向开放，最紧要处就在于建立各种通道。高考的本质意义即在于此。由于当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在起步与恢复阶段，以及其他政策性的原因，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高考仍是惟一的发展通道。为此，甚至有农村考生复读八年。其时“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不可不谓悲壮。

　　所幸，拜三十年改革开放之所赐，今日中国高考的“千军万马”渐渐有了宽阔之境可以驰骋。一方面，通过大学扩招，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上大学；另一方面，中国已经告别了知识极度匮乏的年代，社会与经济的繁荣为那些未能走进大学之门的才子佳人提供上升空间。比如说，互联网便是一所世界级的大学。即使是在“天高教授远”的乡村，放牛娃一样可以借此自学成才。

　　不过，经历了三十年间的发展，高考制度本身也面临许多危机与挑战。作为一种遴选人才的程序，人们更关注的是它的公正性和有效性。在这方面，除了教育资源地域性分配不均衡、一些研究型大学招生本地化倾向越来越严重之外，“超考生待遇”同样受到人们的广泛质疑。近年来，有关加分、保送和招生黑幕亦屡见诸报端，“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考精神在一些地方被人为扭曲。

　　杜威说，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所以，高考对于每一位考生来说，既是生活也是人生。当他们向主考者递交自己的答卷时，同样会在心理上为现行高考制度阅卷。显而易见，政府与社会递交的相关答卷是否保持公心、有着怎样的价值取向将会直接影响到考生评判社会，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他们未来的生活道路。

　　正因为此，在我们重新检视恢复高考三十年时，回顾它为社会解冻带来的往日荣耀时，我们更应该积极思考的是―――通过高考，我们在社会生活中究竟要树立怎样一种品性与效力，标榜怎样一种精神气质。

中国大学校园的文化风景，正在现代化的名义下得到整容。新建筑层出不穷，而旧建筑也在被不断刷新。从北大、清华到复旦和交大，以及广州、上海等地的远郊大学城，校园硬件设施的增长，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但此举对提升学校质量和国际排名，似乎没有实质性的推进，相反，它成为一件华丽的文化假领，阻止了大学行政官员的自我反省。

中外大学校园景观的诸多差异，乃是许多有过西方生活经验的学者的议论焦点。例如，西方校园建筑风格的美丽、典雅和深邃，为中国校园所望尘莫及。跟剑桥和牛津大学之类的学校相比，中国校园建筑历史短浅，又多千篇一律，造型死板，风格单调沉闷。现代化运动兴起之后，建筑物立面变得日益光鲜，却罕有可资继承的文脉。北大自我夸耀的“燕园”，是少数几座有人本主义特色的园区之一，但它不过是原燕京大学的校址，所谓北大的历史风景，没有一处属于自己，相反，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旧燕园的建筑文脉也在逐渐消失，变得踪迹难觅。上海松江大学城的华东政法大学建筑，继承原校区（圣约翰大学）的风格，设计稿上有着哥特式的尖顶，却被有关部门以酷似宗教建筑的理由枪毙。现在它们站立在松江张家浜畔，犹如一堆刑天式的无头身躯。在校园建筑史上，遍布着这种令人遗憾的反面例证。

中国高校多有互相克隆的超级政治塑像，但西方校园通常只有一些小型雕塑，材质从青铜到大理石，而且多是造型独特的艺术杰作，例如耶鲁大学图书馆前的女性生殖器雕塑，由著名华人艺术家林璎设计，成为美国现代雕塑的代表作之一，向人们暗示耶鲁是全球女权运动的策源地。雕塑不仅是一种景观，而且是重大文化事件的象征。优秀的大学并非只是思想教育的基地，更应当是人本主义精神的策源地。校园雕塑的普遍缺席，意味着为扩招而疲于奔命的中国大学，尚未推动这项文化基业的建构。

自由交流平台是西方大学的命脉，但中国大学校园却缺乏这类公共空间。80年代，它们曾以廉价小吃店的形式，活跃于学校的后门之外，由此构成了独特的“后门文化”景观。但那些廉价饭店如今多被“整顿”掉了，沦为令人感伤的记忆。扩招后的新校区，在仔细地剔除了各种生活场所（如廉价的小吃店、咖啡屋或冷饮店）之后，也被迅速修道院化，成为外观美丽的精神禁闭室。除了教室、食堂和图书馆，学生缺乏自由交流的公共平台，更没有私密交流的场所。我们甚至无法判断，而当整个校园里布满电子眼时，仅剩的人本主义思想，究竟还有多少自由生长的余地？

中西校园景观的另一个古怪区别，在于我们拥有太多的高音喇叭和电子公告牌，由此成为图像和声音的双重噪源，并制造出严重的校园信息污染。而在哈佛、普林斯顿和麻省理工等著名学府，宁静才是校园的本质。所有的思想风暴，都保持了缄默的风度。但正如中国人喜欢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一样，大学行政领导，也热衷于发出权力的声音，它听起来就像是乡村拉线广播的历史延续。在21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这种校园行政恶俗，因新科技的赞助而大肆泛滥。

一个更耐人寻味的差异还在于，中国大学校园没有墓地。学校只是学习工作的“单位”，师生跟学校之间，从未建立过生命级的关联。以耶鲁大学校园墓地为例，凡是跟耶鲁有缘的学人，都有在这里下葬的权利。死者们热爱自己的母校，希望死后长眠于此，以完成精神和肉身的双重回归。阳光下的墓地宁静而典雅，到处是怒放的鲜花，时而有学生在这里散步，从死亡的气息中探寻生命的奥义，甚至还有恋人在期间谈情说爱。教堂和墓地都跟信仰密切相关，于是，这两种事物便成了校园精神的坚实根基。

中国校园的围墙，也是全球独有的建筑风景，它们看起来就像是长城母亲繁殖出来的子孙，象征着官方办校的集权理念。它不仅阻拦校园和社会的沟通，也在校区内制造隔膜和对立。一位台湾校长曾经告诉我，他的办学理念只有两个字――“服务”，但大陆的书记们却热衷于另外两个字――“管理”（管制）。从 “管理”到“服务”，表面上只有半厘米之遥，其实却有百年以上的差距。正是基于管理和管制的权力理念的支配，教师和学生的主人身份被剥夺，行政人员丧失服务精神，态度傲慢，效率低下，漠视、呵斥甚至打骂教师的事件，层出不穷。这种以师生为敌的风尚，根植于高校行政的制度性疾病。拆除这堵拦截人本精神的围墙，正是当今大学领导人所面临的严峻使命。（作者：朱大可，为同济大学百年校庆，以及高考恢复30年而作，原载《中国新闻周刊》2007年6月1号）

如果我说高考前求神拜佛的人多有心理疾病，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跳起八丈高。但事实就是如此，诚惶诚恐想考进高等学府的人，总是会情不自禁在佛主面前专注祈求，末了还会大发善心多捐些功德，最后才如释重负松上一口气。在求得解脱这个过程中，有人看似获得了内心的安全感，情绪由此变得自信而高昂。不过恕我直言，这种自信更像是一种神经质类的自负，虚幻的解决似乎更适合在虚假中求得统合。

   拜神的队伍里不乏在学堂跟科学打交道的学生，他们的虔诚在烟火缭绕的佛堂里显得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科学这东西放四海之内皆准，唯独在精神寄托上有太多不确定因素，“求神即能求成”这个企图实在缺乏理论和实证的依据。如果二者之间硬是要相互关联扯上一些关系，除了信心不足者的一点侥幸心理外，我看，剩下的就只是科学与迷信中藕断丝连的文化困境与内心挣扎了。

  要想在有限的篇幅里探寻科学与迷信中存在的困境与挣扎，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来了也只能是蜻蜓点水――波澜不惊。在此我们索性也顺藤摸瓜简单的摸摸三个话题：求神拜佛真的可以度你成仙成佛吗？你确定考上高等学府才叫成仙成佛？成仙成佛以后是否就真的一劳永逸，永无后顾之忧？

   除了装烤瓷牙的朋友，他们可以在一劳永逸问题上找到明确的重点和益处以外，其它打算坐享其成的，在今天社会全球化背景下，几乎是痴心妄想。别说读几年大学下来，成日为工作难求的天之骄子在困惑，就连读了硕士的精英分子，在社会立足时感觉无所适从的也是大把可抓――城市的高度繁华与人才的拥挤泛滥，并没有留给大家等同国际待遇的价值视野，经济高速增长反而形成了人员资源精神上的压力，就连可以供他们喘息的空间，也仅仅局限在汗水浇灌下的一棵树荫下。考上高等学府除了让人爬高一道门槛以外，它的实用价值至少与成仙成佛是有些许距离的。

   在心理学家霍妮的研究观点里，她把文化看成是复杂社会过程的产物，并由此论定文化的性质决定心理的性质。这句话放在轰轰烈烈的高考潮流中看，同样也是意味深藏的。每一年的高考期间总是会有那么几个典型的事例让群众的情绪空前高涨：比如，考生家长疯狂抢购“人体白蛋白”注射液，说是给考生临上场前来一针效果极好；专家学者纷纷上来授意如何保证孩子发挥正常，营养如何搭配才合理；据说昆明媒体发动的“爱心送考”出租车时，硬是惹得考生和家长哭得死去活来，连出租司机在一旁也被感动得稀里哗啦的大哭；在所有这些反映内心强烈需求的现象中，最延续传统和当数烧香拜佛求功名了。同一时间发生的故事举不胜数，关心孩子本是人之常情，但类似这样神经绷得太紧的举动，不得不让人担心这种软弱、荒谬、妄想在缺乏安全感的同时会为神经质扩大温床。

   把需求和矛盾并列到内心挣扎里，这种震荡的频率，容易让人大脑皮层过于兴奋。这就是我说他们神经质的原因，已经对号入座的朋友不妨上来拉扯两句，骂两句，缓和一下紧张的神经，这样更有利于畅所欲言，呵呵。在动物的生存体验中，我感觉狐狸的灵性其实是值得人思考的。它们采用驱赶、撕咬的方式，将长大的小狐狸赶出家门，而小狐狸哀求无效后也认识到父母的决心，于是离家迎接自然的考验。这就是最好的教育方法之一，所有把孩子捧着、含着、搂着、包办着的父母啊，求神不如求己，让你的孩子自己去时代思潮中继承和创新吧，你的护翼不是航空母舰，不能老死至终的保护他，那就让他自己去雷霆风雨中锻炼成长吧。

文中思

应试教育的经典之作――“知识高考”，早已被人们奉为“知识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然而，无数的社会常识都在证明，“知识高考”只不过是国家选拔和培养人才的方法之一，并不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而“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也仅仅是一种“狭义路径”。相反，“人生高考”才是“改变终身命运”的“广义路径”，因为，“人生高考”事实上检验的就是每个人的“人生素质”，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素质教育。

不可否认，“知识高考”是对学子们所学的书本知识的一次重大检验，但是也要看到，学子们能否跨过“知识高考”这道重大检验之关，的确对前途命运有所影响。所以，当人们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知识改变命运”只是一种“狭义路径”的时候，才会造成如今全社会都对“知识高考”顶礼膜拜的社会现象，而不去努力追求素质教育的“人生高考”，甚至并没有把“人生高考”看成是“改变终身命运”的“广义路径”。

正是在“知识高考”这种“狭义路径”的引导下，年年的“知识高考”才会造成考生如临大敌、家长倍受煎熬、政府异常紧张、社会生活紊乱。政府尽心、社会尽力、城市禁噪、公安护航、城管保驾、交通管制、警车开道、医疗待命、服务跟随……，这一切都在为应试教育的经典之作――“知识高考”竭尽全力。殊不知，这种被扭曲的“知识高考”现象，事实上对青年学子的“人生高考”―― 素质教育，不但无益，而且有害。

君不见，如今备受社会和家庭过分溺爱的青年学子（尤其是城市中的青年学子），有多少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有所少不是高高在上、狂妄自大，有多少不是目中无人、六亲不认，有多少不是五谷不分、四体不勤……，而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又有多少是“人生高考”中的必要知识呢？尽管如此，对于用心良苦的政府和家长们来说，捧在手上害怕他们摔碎、含在嘴里又怕他们化掉。总之，不论如今的“知识高考”多么公正公平、多么轰轰烈烈，事实上缺乏“人生高考”的青年一代，很难说有多少人能够真正享受到“知识改变命运”这种“狭义路径”提供的唯一幸福。如今大学毕业生遭遇就业困难的事实已经证明“知识改变命运”只是“狭义路径”的观点，尤其是没有“人生高考”生存能力的青年学子，其前途命运更是堪忧。君不见，如今有多少青年学子或者大学毕业生们，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不是“肯老族”和“月光族”呢？又有多少不是“卡奴”和“房奴”呢？又有多少真正具备“人生高考”中的独立生存能力呢？

相反，那些几乎没有享受到社会和家庭过分溺爱的青年学子（尤其是农村中的青年学子），他们不但在艰苦的环境中受到了“做事先做人”的素质教育，而且能够比较轻松地通过“人生高考”才是“改变终身命运”的“广义路径”的考验，不论在什么环境下都能够独立顽强地生存下去。如若认为愚下是在打糊乱说的话，不妨请三十年前参加过“知识高考”的学子们说说他们的感想，也许就会懂得“人生高考”才是“改变终身命运”的“广义路径”的道理，才会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说法仅仅是一种“狭义路径”而已。因为，人的一生命运如何，不仅仅局限于书本知识，更重要的还是素质教育中蕴涵的人生知识。换言之，只有通过“人生高考”的人，才能够走上“改变终身命运”的“广义路径”。

应试教育的经典之作――“知识高考”，不但被错误地放大成“改变命运”的唯一路径，而且还把整个社会卷入到了“全民高考”的漩涡之中，不知这种现象究竟是社会的进步呢？还是社会的悲哀？总之，“知识高考”只是“改变命运”的“狭义路径”，而“人生高考”才是“改变命运”的“广义路径”。青年学子们，但愿你们在“改变命运”的“知识高考”的“狭义路径”上挤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不要忘了选择“人生高考”才是“改变命运”的“广义路径”，因为，这条路径才是任随你们驰骋的宽阔大道！  

                         ２００７－６－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