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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发表于 2007-5-12 11:30 只看该作者
挣脱“帮忙”和“帮闲”的奴性怪圈
| | 挣脱“帮忙”和“帮闲”的奴性怪圈 | | ---- ――读王彬彬的《文坛三户》 | | | 文 / 于仲达 |
王彬彬在新著《文坛三户――当代三大文学论争辨析》中以“与人驳难”的批评姿态，剖析中国作家的文化人格，直指金庸、王朔、余秋雨是“帮忙与帮闲的三重唱”。
鲁迅将一些无特操的文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帮忙文人，一类是帮闲文人。所谓帮忙文人，是给主子出谋划策、起草文件的，位居重臣；而帮闲文人，却不过叫他献诗作赋，“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帮忙”“帮闲”文学文化论是鲁迅先生批判中国文人最重要思想之一，王彬彬借用鲁迅的说法把他们仨人称为“文坛三户”极为精准生动，深刻地把握住了他们的精神实质。
表面上看，金、王、余三人在年纪、身份、性格、文风、读者群体等各个方面都迥然不同，但精神实质大致相同。王彬彬认为他们：“最本质的相通之处，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属于‘帮’字号文学――‘帮忙’或‘帮闲’。麻痹人们对现实的感觉，消解人们改造显示的冲动，是他们作品共有的功能。对‘帮’的殊途同归，才是把他们视作同类项的最坚实的根据。”他们的通俗作品，是鸳鸯蝴蝶派在当前的复活和变种。王彬彬廓清迷雾揭破真相，坚持独立的批判立场，坚守鲁迅精神，拒绝充当有意无意的充当帮忙和帮闲，坚决抵制精神上的自杀与和毁灭，这是难得的清醒。
在浮躁媚俗的文学评论界，王彬彬是一个我所喜欢的“异数”。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丁帆在评论王彬彬的时候，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作一自我反省的话，我以为，包括我在内的苟且‘学者们’，都没有‘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尼采语），失去了一个学者对当下社会现实生活应有的文化批判立场，我们不引以为愧疚，反而还要去指责勇者的缺点，恐怕这正是中国当下文化与文学批评的悲哀！把有文化批判锋芒的思想批评，排斥在学术和学理之外，这更是中国学术界的悲哀，甚至是可耻！”这样的评价无疑是中肯的，但这里有一个问题：王彬彬先生既然已经发现了“帮闲”是中国文人最基本的生存状态、“帮字号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主潮，那么如何才能改变这种可怕的状况呢？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余杰这样回答：文人选择“帮闲”的角色，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缺乏恒定的信仰吗？如果没有新的精神资源的引入，仅仅依靠中国本土儒道释法的传统，是否能够锻造出崭新的人格形态来？昔日梦想“为天地开太平”的新儒家诸子，在“伟大领袖”的面前，哪一个不是五体投地呢？今天顶着哈佛耶鲁博士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在巨额金钱的引诱下，哪一个不是在睁着眼睛说瞎话呢？品性的改变、人文精神的树立、学术尊严的确定以及良心的呵护，都需要恒定的信仰来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余杰因此断定在没有信仰、也没有爱的中国，只能诞生郭沫若、余秋雨之类才华横溢的“变色龙”，而出现不了像马丁?路德?金、索尔仁尼琴、曼德拉、哈维尔、金大中这样成为道德和文化象征的知识分子。余杰在这里十分强调基督信仰的重要性，并对中国本土儒道释法的传统不报希望。余杰寻找新的精神资源（主要以基督信仰为代表的精神资源）的努力，以及以基督信仰为代表的精神资源在未来中国文化重建中所起的作用，无疑是不能否认的。但是，90年代以来包括余杰在内的一些知识分子，过高地拔高了基督信仰在中国的作用。
追问一下：为什么“帮忙文人”和“帮闲文人”会那么多呢？我们在考察文人的品格时，还不能只专门注意于个人因素，同时亦要顾及他们的生存条件。这就是说，我们必须看到，在漫长的专制社会里，文人根本没有自己独立的社会地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无论是文人或武人，都不过是帝王的家奴而已。他们的最终目的，是为帝王服务。讨好帝王及其权臣，是势所必然之事。有时，所谓忠直之臣，犯颜诤谏，也只不过是为了主子好，恨只恨其不争气而已。其情状有如贾府上的焦大。从明代中晚期开始，文人们不断地张扬个性，鼓吹性灵，大抵也就是要摆脱从属地位，追求独立性的表现。但是，在一个高度专制的极权社会制度下，文人缺乏独立的经济地位，又如何才谈到尊严和自由呢？朱建国曾深有体触的指出：20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有上百万，但归根结底，只有张艺谋与刘晓庆两种出路。那种既未被招安，也未被屈死，我说，没有。非此即彼，只不过有慢性与急性之别，有的是急性的招安，有的是急性的屈死，而一些至今既享受体制内特权，又不完全放弃自由理想的高人，只不过是慢性的招安奴；一些仍在体制外挣扎的自由人，虽未进诏狱，却生活艰辛，也不过是慢性的屈死者。这些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硬汉比外国少，实在是因为这个国家的牢房比别国坚固。
但现代知识分子阶层的正式形成，是在五四时期，其杰出的代表人物，则是鲁迅。鲁迅在《流氓的变迁》里指出：“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乱”之和“犯”，决不是“叛”，不过闹点小乱子而已，而况有权贵如“五侯”者在。鲁迅先生有感于有感于流氓的变迁，说了上面的话。鲁迅是在敏锐地抓住了弥漫于国人“国民性”之中流氓的精神实质而说的，但是仍然未自觉从“国民性”中上升到“人性”来进行批判，当然这不是说“改造国民性”过时了，而是需要对“改造国民性”的思路进行追问下去。而我以为，“国民性”首先需要改造，更需要反思的却是“人性”。从根本上来说，由侠而盗，终至沦为流氓，这既是侠气的堕落，更是人性的溃败，是人之天性中的反抗本能和征服欲望，在非人的世道中可悲的演变。石地先生精辟地指出，这种反抗本能和征服欲望，其实是人类创造力的一个重要源泉，本可用于挑战自身局限，开发自然资源，为改善人类的生活作出极大的贡献。但讫至鲁迅作《流氓的变迁》时为止，中国社会的总趋势却是挤轧它，压迫它，愚弄它，奴役它，致使它畸变沦丧，反过来成了社会的一大弊病。促成着这样的变迁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可悲的、可恶的、可怕的社会，是应该痛行革除、甚至重新匡扶的社会！而人的勃勃雄心和赳赳武力，一经如此摧残、扭曲，要么是灵魂萎顿，要么是心境阴暗，于进取和抗争，渐渐乏力，终至无心。所以到了清末，中国就成了个东亚病夫：在朝廷，少的是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林则徐，多的是在百日维新中只会为断俸跪哭的京官；在民间，则绝迹了倔强执拗、沉勇果决的眉间尺，泛滥了愚顽懵懂、孱弱鄙猾的阿Q。
但是关键在于，针对这种病态的社会怎样治疗呢？不妨沿着鲁迅的思想，“改造国民性”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立人”，也就是走出奴性思维，能独立自由思索，挣脱精神枷锁，也就是李慎之先生所说的上反专制主义下反奴隶主义。鲁迅一生都在致力于“改造国民性”思想，目的是在“立人”，这也是在寻找根除“帮忙文人”和“帮闲文人”的最好办法。关于这点，鲁迅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背后的原因心理定势与精神机制的剖析是深刻的，但是对于深埋于人性的缺点没有深批。学者邓晓芒认为，鲁迅本人则尚未从“国民性批判”上升到“人性批判”，未从《狂人日记》中的历史罪感真正提升到普遍人类的原罪感。鲁迅或许没有不理解人性的忏悔不是哪一代人的事，而应是人性(哪怕是未来的人性、青年和孩子的人性)中永远不能放松的工作和永远不可抹掉的必要素质。他只好把一个“光明的未来”、即国人改过自新变成好人的未来看作是自己的一种（准宗教）的信念（而不是真正对超越一切现实的彼岸的信仰）。这就是曾称之为“五四精神最锋锐的精华”的鲁迅思想的局限。这一点，很可能有鲁迅对西方文化的误解，对西方文化的误解使他很快转而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去寻求资源。超越鲁迅就是要从鲁迅终止的地方继续往前走。可喜的是，邓晓芒先生对此有非常清醒的意识。他提倡的“新批判主义”就是“人性批判”，它是针对“国民性批判”而言的，一切国民性批判都是旧批判主义，后者的根本特征就是儒家的人性善论，而不是西方文化的人性本恶论。国人将人理解为善的，可是人们却在生活中反复发现的是人的恶。国民性批判的特点在于将这种恶设定为暂时的，或者仅仅归之于中国人，但显然，从人性批判的立场来看，这种观点是有局限性的，人性之善恶还需要深化，善与恶只不过是一种历史的存在而已，我们必须透过善与恶来看人本身。包括武汉大学邓晓芒在内的不少学者都找到了中国文化的不足之处，即神圣性精神资源（超越性精神资源）的缺失。借助以基督信仰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来反思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人性的缺陷，无疑是一面很好的参照的镜子。这一发现是重要的，我认为这是后鲁迅时代知识分子，对时代困境和个人焦虑的一次集中的精神突围。心性（信仰）层次上的安慰之解不仅是有关安身立命的形而上的层次，解决灵魂的皈依绝对是重要的，也解决了批判的依据问题，立足于终极关怀，从这个高度来充当世俗生活（包括自己的生存）的永不妥协的批判者，知识分子应当保持对世俗生活的一定的超越维度。但是信仰层面上的矫枉过正，过高估计了神圣性精神资源对于文人精神自觉的作用，基督信仰成了一些知识人拼命狂奔过后的疲劳的依靠，而这种依靠没有成为反思和前进的动力，却与中国国有传统文化中的精神痼疾结合一起反而成了精神上的鸦片，一些自由知识分子在逍遥的精神状态之下大谈“拯救”，简直是在赤裸着灵魂跳舞。鲁迅那种精神上强烈的反思能力，难道是象刘小枫这样的所能否定的吗？鲁迅先生一生在寻找一种形而下的操作方法来救衰败的古国，他敏锐地发现了国人特别是文人灵魂上的黑洞，集中精力来做“改造国民性”的事业，而今我们发现了他的局限之处，本是一件好事，但是我看到的更多的却是清谈基督信仰的知识人，我不禁叹了一口气：问题刚发现，老毛病却又犯了。我认同学者邓晓芒在《继承五四，超越五四――新批判主义宣言》中的思路，也就是继承五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突出强调继承以鲁迅为主要代表的自我忏悔精神，象鲁迅那样对自己作残酷阴郁的反思，那样使自己置之死地而后生，对进化论进行超越，走上存在主义之路“绝望的抗战”，不依靠一个上帝来预测和支配自己的命运，一切都靠自己去争取。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核心，在我看来就是“反奴性”，而国民特别是文人身上的奴性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包括政治、经济、信仰、文化、教育、地理、思维方式等诸多因素，单是强调信仰层面的洗心革面，而撇开其他层面不去深究，认为这样就能走出“帮忙”和“帮闲”的怪圈，轻了会被认为是太乐观了，重了恐怕是痴人说梦。须知鲁迅当年只所以选择“改造国民性”（精神启蒙）这种方式实现他的“立人”理想，是由于他晚年的生存困境所决定的，特别是由于身体的缘故，他不能践行其他方式，相比胡适等强调制度层面的改革，鲁迅所侧重的是精神层面（或者说是信仰领域）的建设，但是他并不是撇开其他因素不问，而只不过有所侧重。在一些人文知识分子那里，基督信仰被拔高到不切实际的地步，甚至成了包医百病的良药，特别是刘小枫等一些“文化基督精神”，不敢正视和反思文人精神奴役所受的创伤，而是“向内转”躲进基督的慰籍之中。自由主义者在“救己”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了。而如今呢，余杰等一类人片面推崇基督信仰的作用，对中国本土儒道释法的文化传统采取鄙弃，没有耐心和信心对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的工作，更是完全无视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建设作用，这在一个只生野草不长乔木只谈拯救不谈担当的文化语境里，不是一个具有独立批判能力的知识分子应有的清醒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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