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代，指的是四十年前，或者再往前回顾，但是就我个人来说，还是四十年前的各种事件、景象、氛围，人性和心理（自己的和别人的）……更为熟悉一些，也更为难忘。

　　提起那个时代，后来人的各种反应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各不搭界，从肯定到否定，从诅咒到怀念，声音喊得最响的大约是“你为什么不忏悔？” 对那个时代的分析也是众说纷纭五彩缤纷，有探究发动者的动机意图的，有分析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有讨论体制问题的，也有从阶级斗争角度去看的，还有追究到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的。

　　那个时代啊，估计“空前”是没问题了，不知道能否“绝后”？

　　去年10月底，南京的朋友志林给我寄来一本书：《为什么需要狐狸》。作者是南京的学者费振钟。志林准备寄书时对我说，这本书里大部分文章是说文革的。众所周知，不知从何时以来，文革这个话题变成了雷区，有时候可以乘隙而入，但是要注意避免触雷，至于何处有雷，似乎不好确定，大约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问题。志林说，也许因为费振钟是名人（至少是江苏文化圈里的名人），也许因为他和出版集团有关系，总之，费振钟的这部文集里，讲述文革的文章是重头，而且出版了。

　　书名有点意思，对此作者解释道：“柏林借了古希腊的一句格言，在文学范畴内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刺猬，一种是狐狸。刺猬相信绝对理念，狐狸则依从感性；刺猬自持有一大知，而把世界解释为可以绝对把握的对象，狐狸则从感性中多知多觉，洞察生活的丰富多变。”

　　作者认为自己过去的写作中过分依赖理性而渐渐远离了感性，“而思维和思想离开感性，是那样危险地走向单一和绝对” 。这样，作者用充满了感性的文字，以对细节的叙述，对自己以及他人心理活动的剖析，写下了他对那个时代，属于他个人的那个时代的回顾――“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

　　作者的叙述从1966年的冬天开始，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刮到了他居住的乡村小镇，那时，后来的学者费振钟还是乡镇上一个农业户口的儿童，一个未满九岁的小学生，他的祖父是乡镇上颇受尊敬的老中医，父亲也是乡镇医生，上两代人的行医生涯给了作者无形而又深刻的影响，使得他在度过了荒诞的岁月后能够很快地回归理性，回归人性之善（此为题外话）。

　　作者说自己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是参加了一次抄家，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能在完成革命任务后，像其他造反队员那样免费吃一碗阳春面。看到这里，我想起我最伟大的一次革命行动好像也是抄家，当然那时候我已成年，况且家庭境况较好，不至于为了一碗阳春面而去造反，可是因为成年和不算缺欠，我们的革命目的反而因高远而显得莫名其妙，远不如一个九岁的孩童那样直接和现实，也许因此，我们以及很多大城市里的革命青年，在革命中的举止就更加无所顾忌，也更加失去了人性。

　　抄家大获全胜，革命小将费振钟终于也堂而皇之地坐在饭馆的圆桌旁，吃上了“一碗香喷喷，热烫烫的阳春面”。他说：“我不完全懂得毛主席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但在吃完一碗朝思暮想了许多日子的阳春面后，至少我已经有点理解我们镇上的人民为什么愿意来这样一场普及人心的大革命了。……现在革命与我们如此之近，一切以革命的名义，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何况一碗阳春面！”

　　有点搞笑的是，革命小将费振钟当晚回家时，发现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已经被赶出了租住的房子借住在邻居家过夜，因为他家的房东也被造反队定性为资本家，房门被封，租户被赶走，第二天，胆战心惊的沈房东一家也要面对革命造反队的抄家（附带批斗）了，而革命小将费振钟的父母则必须诚惶诚恐地陪在一边接受造反队杨司令的审讯。

　　和全国大江南北一样，这个小镇的革命造反者们在1966年的风暴中，除了到处抄家之外，另一个伟大的革命行动就是批斗“走资派”、“地、富、反、怀、右”，当然还有资本家，有时候是边抄家边批斗〔例如上面提到的沈房东〕，或者抄家抄出什么可作定性证据的东西――比如金银细软，比如发黄的纸张，立刻把“阶级敌人”押上高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更多的，就是直接批斗而且反复批斗了。批斗批斗，批判和斗争，实际上，绝大多数的批判和斗争很快就演变为辱骂、人身攻击、折磨和殴打。人们热衷于批斗，有不同的心态，有些人依靠这样的革命行动爬上了政治舞台，最典型的也许当属王洪文；很多人出于某种恐惧心理而加入这种所谓的革命，年高德劭的聂帅，在“九.一三”事件之后所写的批判稿里一口一个“林贼”，难道他忘记了这位“林贼”就是三十多年前和他同生共死历尽险恶的战友？更多的人，我们所有参与过批斗的人，恐怕还是因为缺少自己的头脑，顺着那唯一的大脑的旨意行事，并在革命的批斗中寻找愉悦、乐趣和宣泄，同样，这种无具体目标的参与可能带来的后果更糟糕。

　　作者写了三个被批斗的人，他的祖父，他的小学老师咸先生，镇上供销社的职员青年女子曹兰。

　　

祖父在小镇上行医一辈子，他的为人和医德，在费振钟的许多文章中都有很形象的表述，这是一个充满了仁爱之心的老人。

　　祖父被镇上的造反派定性为“土匪乡长”“历史反革命”。隔三差五的批斗游街，折磨和侮辱，给年幼的费振钟带来的是心灵的摧残，他说：

　　“我经历了我祖父作为反革命分子被批斗、专政的全过程，目睹了一个曾经是体面的有威望的老中医，怎样遭人随意折磨和侮辱，怎样像狗一样被拉来拉去游街示众。……而且更由于阶级斗争之下，我失去坚守人性和亲情的依据，由此心灵屈服，变得虚弱，变得不堪承受了。”

　　文化大革命究竟留下了什么样的恶果？那些老干部从政治出发说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这话有失偏颇）；国家的管理者从经济出发说造成国民经济几近崩溃；教育工作者说使教育断代“读书无用论”思潮泛滥；当然也有人说败坏了道德毁灭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后一点我不太明白，在我看来，传统文化很早以来就疲软到挺不起来的地步，还用得着一场文革来毁灭？我比较赞同费振钟的看法，在阶级斗争之下，我们失去了坚守人性的依据，心灵变得虚弱，欠缺而不完整了。虽然不能说这种心灵的变化只是到了文革时期才出现，至少可以说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表现得更为普遍。

　　“与道德的欠缺相比而言，心灵上的欠缺却要比道德更能损坏人性和人生，它往往就发生在我们的少年时期，人性和人生的变异和空洞化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了。”

　　心灵欠缺的结果是，小小年纪的费振钟也开始在作文里“满怀阶级仇恨，愤怒揭发批判我祖父的滔天罪行”了。

　　咸先生是小学校的老教师，因为在国民党时代担任过县督学，文革中理所当然地作为“历史反革命”被批斗了几乎一个冬天，这类反反复复的批斗会用作者的话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不过几个成人与百来个无知少年共同发泄人类身上的某种残酷本能而已。”

　　实际上，文革风暴中的批斗会，哪一场又不是这样的发泄呢？虽然在官方文件上堂而皇之地写着“要文斗，不要武斗”，在1966年，除了在中央机关的个别批斗会上，尚能控制住拳打脚踢的行为，其他地方特别是基层，恐怕难找没有肉体侵犯的批斗会，轻者伤及皮肉筋骨，重者危及生命；而即便是文斗也充斥着谩骂、诋毁等等的人格侮辱，大字报上更是布满了带有古老气息的红叉叉和“打倒”，“踩翻在地”，“砸烂狗头”，“吊死XX”之类的暴力语言。这样的发泄，如何能撇开人性仅从目的、制度、阶级斗争等方面去寻找根源呢？

　　作者说：“我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已经养成了一种暴力心理，当然也可以说，我们的心理暴力在这一二年里得到放大，在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中，被一种斗争哲学所鼓励和诱导，把打倒人看成乐趣，即使像我这样比较懦弱的人，也不例外。”

　　至于青年女子曹兰的被批斗，说起来就有点复杂了。我读后首先想起的就是当年王光美被押上批斗台，罪名之一就是三年前陪同丈夫出访印度尼西亚时穿旗袍戴项链。据说先是在一次群众集会上，时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江青（同志）声泪俱下地控诉王光美说：出国访问，我不让她戴项链她非要戴！随之，清华大学的红卫兵们就弄一串乒乓球给王光美挂上。

　　我亲眼看见的王光美女士也是身着一袭淡雅的旗袍，那是和刘少奇一起去机场迎接国宾回来的路上；我亲眼看见的江青女士是在群众集会上，她一身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头发塞在军帽里，神情极为严肃。那时我是绝对拥护江青同志的，我也跟着她的控诉鄙视王女士，不过，这两个人的装扮，这种鲜明的对比，留在我们的潜意识里的东西，和我们表面上所持的观念很可能是相悖的。

　　可是，曹兰并不是走资派、地主、资本家、历史反革命、反动权威，曹兰也没有王光美那个“桃园经验”之类的把柄，不过一个供销社职员，为什么要被批斗呢？人们在享受了剥夺他人权利的乐趣后，一时难以克制，总是要继续寻找新的被剥夺对象，这是一个大的原因，具体到曹兰，又有她自己被人仇视的地方。曹兰人长得漂亮，打扮得也漂亮，因为漂亮，又因为二十多岁还不交朋友不嫁人，所以一定腐化，所以曹兰的罪行基本上是推测出来的。

　　曹兰经受了一个多星期，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的批斗，罪状由一开始的“拿红领巾做三角短裤”到最后在革命群众的批斗下一共“交待”出了六个姘夫！从一开始脖子上挂一块写着“腐化分子曹兰”的不大的白牌子，到最后另外挂上了六双破鞋！曹兰在供销社的门前示众，“有妇女从曹兰面前走过去，恨恨地说，斗争破鞋曹兰啊！该斗！谁叫她漂亮的！”

　　漂亮也是罪！

　　“曹兰凭什么漂亮，她带来的生活反差太大啦，对全镇居民太不公平了；曹兰的漂亮令人气愤，只有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才需要漂亮，无产阶级不需要！曹兰的漂亮使她成了无产阶级高尚道德的公敌，也成了镇上革命群众的死敌。我们镇上的居民，对于漂亮的曹兰莫名仇恨。这种仇恨原本是隐藏在人性中的卑劣，可在无产阶级道德的名义下，它却肆无忌惮地公开化了合法化了。”

　　虽然我们都知道，文化大革命是老大亲自发动的，而回顾过去，作者说：

　　“1966年冬天，我们镇上的封门抄家，却是自发、自觉和自然的，是革命群众人人都可以施行的民众行动；革命赋于民众这种天经地义的民主权利，革命具有无与伦比的合法力量。……镇上起来造反的革命群众，不用说，最大限度使用了革命的权利，释放了身上的暴力欲望，他们几乎无需指导不假思索心领神会，就以民主的名义选择了封门抄家，来表达他们剥夺另一部分人权利的强烈要求。”

　　“文革的兴起，自有它体制性的政治动机，但这场革命真正吸引人的并不是它的政治目的，毋宁说这场革命对人是一种强刺激，人性中那些无理智的欲望与情绪因革命而得以发酵膨大，并无所控制地得以释放。比如抄家中那些无产阶级化的破坏，几乎就等同于一种本能的狂欢。”

　　列宁说，革命是人民大众的节日。文化大革命的场景为革命导师的话提供了活生生的证据。文化大革命并不像有些后来人所以为所认定的，斗争的矛头只是针对了官僚们，权威们，或者文人知识分子们；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全国上下几乎所有的阶层，就连有着政教合一传统的西藏，也照样砸寺庙斗活佛，逼死佛学泰斗！这一点，恐怕并不是我们老大所设计的，甚至很可能不是他所预料到的，这是由大众人性深处的某种东西决定的，它就像潘多拉盒子里的恶魔，一旦被释放出来，我们古老而保守的传统文化则很难抵挡，不论儒道释，统统地落花流水。何况，自古以来文化就被奉为上流社会的专利，而“一碗阳春面”的诱惑却是不分任何阶层的。在四大民主的旗帜下，所有的非法剥夺都戴上了革命的桂冠，人性的阴暗面披上了革命的华衮而大行其道。“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侵犯，在以阶级、新旧、革命与反革命为标准的划分中，毁弃了日常生活的定义。这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特点，或许也是一切革命的特点。”

　　1966、67两年的疯狂和混乱，是亲身经历者不可磨灭的记忆，回望这样“群情汹涌”“世相纷乱”的时代，我们当然可以做理性地、置身事外地分析，比如群众运动的合理性，比如阶级对立和对抗，比如目的、动机、结果，“好得很”还是“坏得很”？在这之外，也不妨设身处地扪心自问一番，如果抄家抄到你家里，如果把你押上高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如何？也许你会申辩：我不是“走资派”、“黑五类”，我也不是知识分子反动权威，我是革命的拥护者，我根正苗红是革命派……；但是，谁能够绝对肯定，命运会永远眷顾你？在人道主义和法律双双缺位的革命风暴中，任何人一旦陷入被打翻在地的深渊，这时，什么样的申辩都苍白无力且难以拯救！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人自然要承担历史的罪责，但是， “如何重新回过头去，审视自己，找到自己心灵从什么时候开始欠缺，为什么会欠缺，也就是找到自己虚伪生活的根源。” 这一点，恐怕比研究论证发动者的所言所行更为重要。当然，也比较难。

　　曾有一位罗兰夫人在巴黎的断头台前说：自由，自由，多少罪行假汝之名以行。

　　革命呢？在我们的漫漫历史长河中，革命的浪潮此伏彼起滚滚而来，浪潮下掩盖着人性中的黑暗和卑劣，革命，革命，多少罪行假汝之名！


　　编辑：饶绿斐　李兴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