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许知远

鸡鸣声持续了十分种，一声比一声响亮；然后是清真寺的祷告声，每天五次，寺庙高墙上的两个灰色高音喇叭，在固定的时间，发出同样的声响，它让我想起沙漠与夕阳——像是没落之前的亢奋。

透过被刷成浅蓝色、毫不隔音的墙壁，我听到小镇新一天的开始。隔壁餐厅的敲敲打打声开始了，我房门口那两个工人开始交谈——她们讲的是本地的斯瓦希利语，我一句也听不懂。她们负责这个小旅馆的清洁和厨房的杂务。她们肤色黝黑，身材丰满，臀部引入瞩目的宽大与上翘——让人目光无法回避，是本地再典型不过的黑人妇女模样，唯一特殊的是她们的头发，它们浓密而蓬乱，而不似一般的稀疏。昨天下午，我看到她们两个在摘豆角，手指灵巧熟练。她们已在此工作了三年，来自四川的厨师，凭着简单的斯瓦希利语将她们培训成好帮手。

我是8月6日的下午4点来到坦桑尼亚的这个边境小镇Tarakea的。乘坐长途车从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出发，经过7个小时不停息的颠簸和飞扬尘土，我们先是抵达了肯尼亚的边境小镇雷托托。即使是东非最繁荣的国家，肯尼亚也深受基础设施匮乏所困。我们临时居住的高级公寓里，电灯时明时暗，电视机屏幕突然转为漆黑，电力供应总是不足。道路的问题同样严重，离开内罗毕的市区，只有少数几条是铺上了沥青的公路。在大部分地区，道路只是被车轮压出的土路，它的边界是模糊的，上面覆盖了厚厚的尘土，任何一辆汽车经过，它会掀起漫天的尘土，远远看去像是一条土色的长龙，仿佛正竭力的吞噬掉整个汽车，只有车头勉强逃离出来。

  

这长龙倒是很配此刻的非洲大地，正是旱季，辽阔的红土地上了无生气，只有一簇簇野草丛和散落的荆棘，偶尔也你会看到几只满身尘土的斑马和漫不经心的驼鸟，在路过小村落时，会看到裹在红格子棉布里的马赛人正孤独地伫立在路旁。

两条垂直交叉的、呈丁字型的道路构成了雷托托的主干道，传奇的马赛人是其中主要居民。他们穿孔、拉长的耳朵，熟练的用干牛粪砌出的冬暖夏凉的茅舍，对现代生活的抵触，还有传说中的骁勇善战，都是非洲神话的一部分。但现实似乎并非如此，坐在路旁一家杂货店的长椅喝可乐时，一位马赛老者不厌其烦向我们推销刀具、木雕，在现代世界，所有的风俗都是可以兑换成现金的。我们三个人显然成了小镇暂时关注的中心。几个青年围上来，半躬着腰，其中一位说着不错的英语，有着五花八门的好奇心。他指着一个方向说，如果天晴，可以看到乞里马扎罗的主峰，他还提到了海明威和割包皮——他好奇，我们这些中国青年是否也要在少年时和他们一样进行这个小小的成人典礼。

朋友的Land Cruise抵达小镇，也扬起了一阵灰尘，他从坦桑尼亚那边过来接我们。他是一家中国建筑公司的会计，他是湖南人，今年35岁，身材瘦弱，说话缓慢轻微，几乎不太需要动用脸部肌肉，总是在笑。他所在的这家公司在坦桑尼亚承包了一段32公里长的公路建设项目。这条公路处于乞里马扎罗的山腰，这座山峰因为非洲的最高峰和海明威的小说富有盛名。据说那些来自湖南、四川的小伙子们，在工作疲倦时只要一抬头，就能看到白雪覆盖的顶峰。

正是这种一厢情愿的浪漫化，吸引我们来到此地。在非洲的旅行，既是为了逃避北京紧张的气氛，也是想了解中国人在此生活的现状。

中国与非洲关系的议题，在过去几年中变得越来越炽热。我们不停的听说中国工人在非洲的油田或是矿山遇袭，中国的建筑队正在那里修建工路、电厂、政府大楼、体育馆……

在公众舆论上，它激发起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西方媒体上，中国正成为 “新的殖民者”，它延续起当年的欧洲殖民者的贪婪特性——掠夺这块富饶的黑色大陆的资源，中国的经济机器正在轰然运行，它的胃口足以消化掉整个世界。而且，中国的欲望似乎没有任何原则可以规范，只有能有稳定的石油、矿石供应，它不在乎什么“人权”、“民主”议题。

而在中国的媒体上，此刻的中国与非洲的甜蜜关系，让人想起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友谊。周恩来在1972年不是曾感激的说“是第三世界的阶级兄弟们将我们抬进了联合国”，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非洲。对于年长我的一代人来说，坦桑尼亚、阿尔巴尼亚却是他们最先熟悉的国家之一。冷战的年代，中国依靠对外援助来摆脱孤立。在国内被饥荒、贫困、混乱困扰时，我们慷慨的修建坦赞铁路，将援助运往亚非拉国家。我们厌恶地称美国是“金元外交”，而我们则是“无偿援助”。

邓小平时代开始以后， 这种情绪开始消退。冷战阴云正在散去，人们发现世界和他们想象的大不一样。昔日的敌人变成了他们最渴望去的目的地。而过去盟友，倒变得像是远方的穷亲戚。非洲从国家和人们的视野中开始退隐。

非洲以意外而迅速的方式再次浮现。它又成了中国领导人的造访之地，人们开始谈论它蕴涵的商机，非洲的元首部长们聚集在北京，探讨中国与非洲共同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它仍显得陌生而神秘。尽管有过盟友的关系，但非洲从未给中国留下某种更深刻的感受。那些频繁的政变、战乱、饥荒、疾病、杀戮，显得过分遥远。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很难理解托尼·布莱尔式的措辞——非洲是“世界良心上的一道伤疤”。除去政治语言的煽情，它的确也暗示了欧洲与非洲千丝万缕的关联。是奴隶贸易开始了近代非洲的悲剧，殖民统治开启了现代非洲，也埋下了种种不幸的祸根，非洲也塑造了西方对自身的认识。

我们对于非洲没有那种深层的心理纠缠。过去我们以阶级立场来理解非洲，如今则增加了利益的纬度。至于这块大陆历史、文化、心理的复杂性，我们则没有了解的兴趣。在内心深处，我们保留着明显的轻视。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国人受尽了“种族”带来的压力，“黄色”让我们遭遇过歧视，但在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个强烈的“种族主义者”。即使在中非关系的黄金年代的1960年代，一位在北京学习的非洲留学生发现，中国人似乎根本不把他当作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这既与那个封闭年代有关，更重要的是中国的超级熔炉能力，它在漫长时间里表现出的惊人连续性和一致性，它对于各种独特性，都一种本能的不信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