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提交者:champagne 加帖在 经济风云 【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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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何许人也?想必
中国,尤其是
北京关心
住房问题的人大概都知道他的大名。
任志强,男,生于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1951年。建国伊始,百事待举、百废待兴。由于中共本身特有的政治理念,再加上“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故此连新生儿的名字都往往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和意味。在我的印象中,一般男孩儿叫“建国”、“建设”的特别多。而我父母工作单位隶属于冶金部,是主管钢铁的,所以冶金口的孩子中,起名“志强、志刚”的大有其人。这里面大约既有希望新中国越来越富强、强大之意,同时又寄托了父母对孩子未来的希望和期盼。总之,我们的任总应该就是在这种革命的希望与期盼中长大成人的。
我在网上看过任总的简历,文革期间去延安插过队,后来参军,不知是不是“后门兵”?在部队入的党,如果在部队干了几年还没落张党票,那这兵可算是白当了。任总当然不属于这种人,否则日后也爬不到华远集团总裁的位置上。1981年时任北京怡达公司副总经理,这个公司有何背景咱还真不清楚。反正那阵子正好兴办各色各样的公司,有皮包的,有空壳儿的,还有什么带帽儿的,等等。好像咱们
地产界另一位
王石大哥,当年也是从
深圳捣腾什么录像机之类的玩意儿起家的。不过比起解放前贺老总几把菜刀闹革命那会儿,还是显得进步、文明了许多。
从1984年起,任总终于进入了北京市华远经济建设开发总公司,当上了公司的建设部经理,时年仅33岁。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中间几经改革风云的变幻,商品大潮的洗礼,经济体制的嬗变,一步步登上了他事业的顶峰。任总的简介中有这样一段话:1984年至今,任志强主持或参与了华远近50个
房地产项目的开发工作,战功卓著,曾当选西城区人大代表、北京市劳动模范,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现任北京市政协委员。任志强是京城房地产圈内的资深人士,在业内被称为“大哥大”。好一个“大哥大”!怎么越听越觉得有点儿
香港黑社会的感觉了,这可不像咱们任总的身份啊!
任总混到今天这个地步,还真是不容易。光头上那些个官衔、光环就够你数的。什么北京市华远集团总裁、华远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什么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副会长。还分别在多个社团组织、大学等机构中任诸如顾问、理事、兼职教授、副主席等各类职务。忙得不得了!但纵观任总的前半生,平心而论还真算不上有什么太了不起的。无非是披着党员的靓装,乘着开放的东风,借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时机,大大地捞了一把而已。和那些个真正白手起家、披荆斩棘的、历经磨难的人不同,任总是顶着官帽、坐着官椅、念着官经、迈着官步一路走上来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任总今天的一切。别以为你是个上市公司的老总就有多么了不起了!时不时以什么“
企业家”自居,好像华远这个企业就是你们家似的。
前些时候读了篇文章,主题之一是讲小平同志在中国改革大潮中,把“资本家”,或者说是“企业家”又请回来了。我一瞅作者后来说的“企业家”,原来是指“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先生。要说荣先生是资本家不假,甭管他什么颜色。可我们任总千万千万别把自己太往高抬举了,你还真没法儿和荣老先生比。人家那个资本家的称号,你没出生时就有了,你还别不服气!那叫“民族资本家”,不是在什么党的培养
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任总这样的“优秀党员”。真是凭自己的本事干起来的,不是像任总在红色光环下摇身一变就成了什么“奔小康立功竞赛标兵”、“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之类的先进人物。像任总这类的所谓“企业家”,估计到了国外全没戏。为什么?因为国外没有能养活任总这类人的经济土壤和政治营养。人家那儿靠法律、凭能力来挣钱糊口,而不是像任总这样疯狂掠夺人民的财富,并无耻地叫嚣着“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房地产
开发商只替富人建房”的狂言。
按说咱任总,早先也曾当选过西城区人大代表,虽说并非是人民选的,当时倒也没多少人提出异议。要是搁现在,西城区
政府还想给任总来顶人大代表的帽子戴戴的话,估磨着现任区长、书记也没这个胆儿了。何以言之?皆因咱们的任总已经占据‘全国人民最想打的十人’名单中第三把交椅了。不过话说回来,能在十几亿人中挤进前三名,也足以证明任总的人缘不浅及荼毒百姓的功力之深厚了。至于任总1995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时的光荣事迹,现在不提也罢,提了也挺让人觉得可鄙的。堂堂劳动模范,居然说出“我没有责任替穷人盖房子”的话。你仔细想想,劳动人民中可净是穷人啊!我真有点儿为任总着急,你可以不替他们盖房子,可你别说出来呀!怎么跟那“范跑跑”似的一点儿没眼力架儿。你现在好歹也还没退出共产党呢,怎么就不考虑考虑对咱党光辉形象的影响呢?
不知道任总还记不记得当年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情景?是否还记得党旗上那两把明晃晃的镰刀、斧头代表的是什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镰刀和斧头代表的是中国革命中最主要的两只生力军――工人和农民。是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还是他们,和全国人民一道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和辛勤的汗水,盖起了新中国的雄伟大厦。尽管这些年,曾经风光一时的工人阶级不想从前那么有“领导力”了,而农民兄弟也成了建国以来最让当局头疼的“三农问题”。想想也挺可悲的,建社会主义大厦时工人和农民出的力最多,贡献也最大,但在分享社会主义建设成果时却被无意或无情地抛弃了。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欲哭无泪的下岗工人和贫穷无地的农民。当然,还有那些囊中羞涩的工薪阶层和平民百姓,而身为号称“三个代表”的任总,还要在他们的滴血的心上再插上一把刀,说这些新中国的“穷人”没有资格住他任总盖的房子。这是什么逻辑?这是不折不扣的强盗逻辑。这也从另一个侧面暴露出咱们任总那张赤裸裸的、充满金钱臭味的丑恶嘴脸。
在网上我看到有人搜集了不少任总的精彩语录,其中可圈可点的有以下几处:
首先,任总声称自己是一个“商人”。商人嘛!说白了,就是倒来倒去、低买高卖的人。人常说,商场如战场,难怪任总后来“战功卓著”。但商人自古就有“儒商”与“奸商”之分,不幸的是从任总在商战中的行为做派来看,当归入“奸商”一类。何谓“奸商”?八个字:为富不仁、取之无道。
在任总心中,所谓企业家就是商人的代名词。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忘记了自己同时还是华远集团党委副书记,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当他手中没有权利的时候,他确实为人民作过一些有益的事,可当他手中掌握了一定权利的时候,他却忘记了这权利来自何方,这权利属于谁。仔细分析一下任总的仕途经历,我们会发现,他不过就是得利于国家实行房改后在相关政策上的失误和错误,并借此机会混成了一位新中国改革开放年代的“红顶商人”。在中国近代商业史上,也曾出过一位大名鼎鼎的红顶商人胡雪岩。此人出身寒门,历经清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乱世。玩儿金融,贩军火,办船厂,攀权贵,弄权术;从而大富大贵、大红大紫,傲视天下人!后人评说“胡雪岩模式”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好官商关系,而胡氏商经的“核心能力”,就是与政府的关系处理得相当的好。想必任总从胡老前辈那儿讨得了不少真经,自然也就修炼成了一名和各级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互惠互利”的红顶商人。但你别忘了有句话叫做:红顶商人活得很风光,但死得最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