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剑终情 2008-7-12 18:45
四川大地震两月祭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加藤嘉一
2008年7月11日 星期五
明天（2008年7月12日），就是中国四川大地震整整两个月的祭日。对中国来说，这一天既应该是纪念日，也应该是反思日。但纪念什么？反思什么呢？
先谈纪念。
两个月前发生的地震是一场灾难。众多人死亡了，受伤了，失去亲人了，失去家园了。对社会来说，无论从物质层面而言，还是从精神层面来讲，这场地震灾难带来的损失的确不少。但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这场地震也唤醒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像中国人经常强调的那样，此次抗震救灾的斗争是伟大的。地震发生的那一时刻，中国所面临的国际舆论极为严峻。西方各国借“西藏风波”之机，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国际舆论似乎“包围”了中国。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存在着某种“隔阂”。奥运圣火在海外传递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示威抗议，便是明证。
但地震拉近了中外之间的距离。地震发生后，中国政府的反应非常迅速，之前在河南进行考察的中国总理**立刻返回北京，紧接着飞往四川灾区，并亲自领导抗震救灾活动，**的积极与温馨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政府的信息公开和媒体的真实报道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灾民对生命的渴求成为感人故事，获得了全国民众的同情与关爱。奔赴灾区的志愿者则是勇敢的斗士，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参与救援活动，为灾区奉献出人道主义的大爱。此前曾被冠以“无责任”、“自私”、“无独立性”等贬义词的中国“80后”一代，也以自己的表现，赢得了长辈的刮目相看和真诚赞誉。
总之，地震使得中国人团结一致。西方政府或媒体对于正与自然灾难抗争的中华民族也没法说什么，更没法以“人权”为由指责中国。西方似乎“收回”了原来对中国当局施加的压力。四川地震的发生及其随后的事态发展，改善了中国政府与人民在海外的形象。对于即将在28天后召开的北京奥运会来说，川震带来的种种变化，应该算是一种良性“转折”，的确值得纪念。
再谈反思。
就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而言，“反思”其实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们不应害怕反思，相反，我们需要经常反思。对于四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来说，中国政府与人民的伟大是一回事，活人的反思则是另一回事。两者并不构成矛盾。地震的确是天灾，但天灾不一定都会带来死亡和损失。既然人类不得不与自然共存，那就要学会如何与它打交道。
地震中倒塌的建筑，是否包含了那些“豆腐渣工程”的危房？针对自然灾害的预防机制是否到位？针对突发事件的应付机制是否启动？公民的防患意识是否达到了应有水平？一旦知道地震发生，官方和民间如何应对？城市或农村的规划以及基础设施是否合格？对这些问题的反思，目的都是为了在下次地震发生时尽最大可能避免生命和财产的损失。
把地震说成天灾很容易，把自己定位为受害者更容易。可是，一味责怪天灾，无助于我们更好地应对下一场天灾。因此，人类要反思，因为，社会要进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立了法律，就要执法。5月12日，四川大地震实际上成为政府对“信息公开”这一法律承诺的首次考验。
不言而喻，既然这次发生的是天灾，政府就无法、也无必要阻止媒体追求真相，主动报道。既然如此，“信息公开”就越快越好，越准越好，越广越好，越深越好。它客观上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对亟需提升形象的执政党来说，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
中国媒体也功不可没。记者们在恶劣的条件下，全力以赴地把灾区的动态传播给全国人民，其结果表明，新闻工作者的报道提升了执政党的威望，在政府与人民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政府的公信力也提高了很多。
地震发生后的最初阶段，中国政府曾授权新华社每天更新“遇难者”、“失踪者”等方面的数据。当时，海内外舆论的关注焦点是灾民的受害情况，即死了多少，伤了多少，在这一方面，中国政府的信息公开基本上满足了民众的知情权。
但与此同时，海内外舆论更感兴趣的，则是被种种统计数字所掩盖的“内涵”。虽然新华社提供的数字相当“精炼”，但中国政府始终未能进一步对这些数字进行科学分析和解释，例如，我一直没有看到根据农民、工人、妇女、老师、学生等分类而细分的死伤人数。尤其在舆论关注“校舍倒塌”的情况下，人们特别想知道地震中遇难的师生人数。
我唯一看到的类似数据，是四川省教育厅5月21日发布的信息。四川全省师生有6581人死亡，8810人受伤，1274人失踪，1107人被埋。从那时起，时间已过一个半月，中央政府从来没有对此展开公开论证或追踪。政府对信息公开的责任难道已经结束了吗？媒体与民众作为“负责任的公民”有没有必要继续发挥“监督”的作用？
我绝不相信中国政府没有能力或条件对包括师生死亡人数在内的数据进行具体分类。既然中央政府已经朝着“信息公开”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那么，为什么还要有所保留呢？我认为，只有弄清具体的、实实在在的数据，并把它们公诸于众，国家才能有效、民主、科学地进入“灾后重建”阶段。灾后重建是需要全民参与的综合性工程，一切数据就应该暴露在阳光之下。
信息不能由政府垄断，而是公诸于众；国家利益不能等同于执政党的利益，它更加丰富多彩，是由组织、企业、个人等多方面利益组成的；人民有权利知道信息，政府就要“全面”公开；中国正推行改革，“公开”则是必经之路；中国正推行开放，“细节”则决定成败。
此时此刻，我们在肯定中国政府抗震救灾表现的同时，还要反思一下：对于信息，到底应该公开什么？向谁公开？公开到什么程度？怎么公开？何时公开？何地公开？这些都正在考验着政府对“公开”一事的姿态和决心，也正在提醒着政府重新思考：“不公开”的政治成本究竟有多高？